就在官兵们翻山越岭准备硬碰硬时，一支人数约百余人的土匪队伍却先一步出现在前沿警戒阵地。与其说是出现，不如说是列着队、扛着枪，衣衫不整却旗帜高举宣城预应力钢绞线价格，居然打着白布条。警戒排长愣住了，下意识把枪口抬高半寸。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子，个子不高，神情冷静。她在山风里大声喊：“请带我见解放军首长，我原来是红军！”

消息传到团指挥所，许多人迟疑：女匪首自称红军，这听着像戏台词。可团长还是决定约见。两方人马在山谷口对峙，距离不足三十步。女匪首举枪托当拐杖，走近三米处停下来，敬了个军礼，那动作一看就是旧日正规队伍里练出来的。她报出姓名——吴珍子，四川人，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曾任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她说自己带着弟兄主动来归队，愿受组织审查和处置。

此时外界并不知道，西北剿匪战斗正在进入最艰难阶段。1949年下半年，西北地区尚存国民党溃散部队十余万人，其中不少借地形优势化整为零，与土匪、地主武装合流。中央军委评估后判定：如果这股武装长期潜伏，将成新中国西大门的不定时炸弹。于是第一野战军三个军轮番分区清剿，甘肃位列主战场之一。

甘肃的剿匪，比数字更难缠的是地形。河西走廊绵延上千里，东西狭长，沟壑、沙漠、戈壁、峡谷交错，每一条山沟都可能藏着武装。更糟糕的是，这里的“匪”里三层外三层：原国民党便衣、地方民团、单纯流寇混杂。对于解放军而言，识别敌友是第一难题，单靠刺刀拼杀不够，还要用政策、用宣传、用纪律去瓦解。

吴珍子的出现，让前线指挥员嗅到一次突破口。她身上的经历堪称西北土匪演变的缩影。1936年西征部队在陕甘遭遇强敌，她所在的连队被打散，自己落入马步康部。马步康出身青海马家军，长于骑射，却也喜欢网罗异己做挡箭牌。吴珍子先被关押，后因会医护，被留作卫生兵。西北草莽文化讲义气，只要在战斗里救过人，很快就能赢得信任。就这样，她从俘虏变成员，一混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里，她既当过卫生兵，也被推举为“官”，甚至在马成福死后成了“堂口”共主。当地百姓给她的评价颇为复杂：抢大户，帮穷人；算得上“绿林好汉”，却毕竟依靠枪杆过活。她深知自己不是单纯流寇，心里还藏着当年那句“打土豪、分田地”。“我一直想回去，可不知门在哪儿。”她对前来登记的作战处干事这样说，语速平静，但眼睛里有一丝难辨的倔强。

解放军方面立即展开政治工作。先是命令全团停止进攻，对吴珍子所部实施“就地整编”观察。随后军分区派出政工干部，带着过去红四方面军的名册，预应力钢绞线与她核对履历。名册记录显示，妇女独立团的确有“吴珍子”一名，编号相符。核对完成后，政治部发出布告：凡愿意弃暗投明，且无血债者，宽大为怀。消息一出，附近其他散匪动摇，人心开始松动。

值得一提的是，甘肃剿匪并非单打一。与此同时，青海、宁夏、四川北部也在同步展开清剿，中央将此称为“西北三省区联动格局”。策略有三：军事围剿封锁交通线；政治攻心分化瓦解；经济扶持恢复生产。吴珍子部的投降，恰好成为宣传样板。西北公安部队利用这一事例连续召开四场报告会，每场数百村社代表参加，效果远大于持续作战数周的军力消耗。

吴珍子及其部下被编为补充团，先进行集中学习，再参加筑路、修渠等工程。半年后，通过审查者改编为人民武装，未通过者移交司法机关。数字很直观：该地区原预计需要三个月扫荡的1200余名土匪，仅用五十二天便端掉。人心一倒，山寨变空壳。甘肃剿匪战至1951年初告一段落，总计缴获枪支四千余条，轻重机枪百三十挺，俘虏及受降人员近万人。

“没想到还能穿回这身军装。”编入新建卫生连那天，吴珍子对老战士程文龙轻声说道。程文龙也是红军出身，此刻拍拍她肩膀，只回一句：“队伍一直都在，就等失散的人归队。”对话虽短，却道出大半剿匪工作的精神支柱——政策感召。说到底，剿匪不是单纯用火力碾压，更是一场人心归向的竞赛。

1953年底，全国剿匪任务基本完成，统计显示先后投入兵力约一百五十万。甘肃案例被写入内部教材《西北地区剿匪工作经验》，其中两条尤被强调：其一，区分敌我优先于火力压制；其二，政策攻心胜于劳师久战。数年后，第一野战军多人转岗地方建设，曾参与此役的参谋在地方党校授课时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刀刃不只是枪，还有政策、还有纪律、还有信义。”

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剿匪与土地改革、政权巩固同为新中国早期三大内部战役，缺一不可。若任由土匪与残敌盘踞山林，百姓不敢下田，政令无法落实，国家建设便成空谈。因此对当时的决策层来说，这场看似零星的斗争实则影响国家根基。甘肃山谷里那一场出人意料的投降，成为西北剿匪全局扭转的关键节点，也是人们往后谈及“政策攻心”时的经典注脚。

吴珍子后来调至甘南县卫生院，1957年正式复员。她把那支缴获后重新发放的捷克式轻机枪上交展览馆，理由只有一句：“战争结束，枪就该成为历史。” 汇丰门前老槐树下，乡亲们常说，山里的枪声停了，麦子长势就好了。这句话，比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剿匪最终带来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