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6日清晨，北京还笼在薄雾里，中南海里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刚从莫斯科返回不到一周的毛主席突然召集紧急会议，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非同小可。

短短几分钟前，警卫员呈上一份调查简报：某部委副部长在香山占地自建两层小楼，装修考究，内部还安置了进口家具。简报列出的造价相当于百余户工人一年的口粮。毛主席一把合上文件，神情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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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聂荣臻闻讯赶来，只见主席在菊香书屋来回踱步，烟灰不断掉落。沉默持续了十几分钟，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壁钟的滴答声。突然，主席低声却决绝地吐出一句：“拉去枪毙。”

一句话，把空气几乎凝固。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镇压反革命、恢复生产都在同一条时间线推进，此刻再出现干部豪宅事件，无异在百废待兴时给人民泼下一盆冷水。

不少与会者想起不到二十年前的江西叶坪。1932年5月9日，谢步升因贪墨被临时最高法庭枪决。那一枪震慑了苏区，也定下了党内“伸手必捉”的铁律。毛主席自己曾说过：“吃大锅饭怕饱、掌大权怕贪，防腐就得斩钉截铁。”

可惜，有人还是把教训抛到脑后。此番香山盖楼的干部自参加革命起已二十余年，战场上负过伤、立过功。按资历，他早该明白进城后最忌“李自成旧病”。毛主席越想越怒，拳头重重砸在桌面，茶盏翻倒，茶水流了一地。

聂帅轻咳一下，试图缓和气氛。周总理接过话头，声音放得极低：“主席，详细调查材料还没全部到位，要不要先……”话没说完，被主席摆手打断。“事实摆在眼前，”主席盯着窗外微亮的天空，“对党纪国法视若无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951年全国即将开展“三反”运动，中央内部对奢靡之风的警觉比任何时候都高。周总理清楚，若真立即执行极刑，势必震动广大干部队伍。惩治贪腐没错，但过程必须合法合规。

见主席情绪仍在高位，聂荣臻上前一步，压低嗓音：“主席，先把人押起来，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程序走完，再根据情节轻重处理。这样才能服众。”短短一句，抓住了“程序”二字。

几秒沉默后，主席手中的香烟燃到指尖，他才冷冷应道：“给全国一个交代，钢绞线厂家但别拖。”这句话等于暂缓了“立毙”之命，也把案件正式交到司法机关手里。

当晚，中央警卫团奉命，将那位副部长带到审查处。第一次笔录显示：违规动用公款九亿旧币，受贿数十件洋货。更离谱的是，为了不受户籍所限，他把家里户口迁到香山人民公社，以享受“内部指标”木料。

案件在政务院会议上通报后，引发强烈震动。部分干部私下议论：“连功臣都进去了，咱可得悠着点。”也有人心存侥幸，却被随后铺开的“三反”迅速粉碎。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身边人同样苛刻。李银桥在信阳帮灾民返程，被老乡塞了两个鸡蛋充饥。事后主席得知，连夜把他叫到书屋，声色俱厉：“老百姓舍不得吃的东西，你如何咽得下？”一句呵斥，让跟随多年的警卫长红了眼眶。

对家人，主席同样不让半分。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回家饿得发抖，主席只给她多添了一小勺稀粥，随后掩门而出。卫士长心疼地说“孩子太苦”，主席只是淡淡一句：“谁叫她姓毛。”

回到香山案。195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只用了三天便锁定证据。根据《惩治贪污条例》，量刑建议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现场，旁听席坐满机关干部。宣判书念完，无人敢出声。

案件结果报至中南海那天，是4月27日下午。周总理把判决书递到主席案头。主席看完，点了一支新烟，缓缓吐出一口青白烟雾：“缓期，也算留条命给他思过。”随后把文件合上，再未多言。

从香山小楼发端，到法庭落槌，前后不足两月。高压态势让全党上下迅速摆正态度，为次年“三反五反”扫清了心理障碍。一位参加庭审的科长后来感慨：“那座小楼没盖好，却敲响了我们脑门上的警钟。”

此后，中央连续发布关于厉行节约、反对贪污的若干规定。毛主席亲笔批示的八个大字“务必保持艰苦奋斗”贴在西楼会议室正墙，成为所有参加会议人员每天抬头必见的提醒。

时间推到1952年冬，“三反”进入收官阶段，公安部数据显示，国家机关自查自纠挽回经济损失十二亿元之巨。香山案件在内部总结会上被列为“第一震慑案例”。文件里直白指出：若无当日毛主席的雷霆震怒，恐难有后来的全局清算力度。

书屋事件过去多年，一位老人回忆当时情形，说：“主席那一声‘枪毙’，像一记闷雷，把许多人晃醒。人家打江山是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不是为了自己住小洋楼。”

如今再看香山那块地，二层旧楼早被拆除，旧址改成了普通职工宿舍。墙根野草间还留着当年地基的碎石，偶有游客路过，几乎不会注意。但在老一辈干部心里，那些碎石比碑文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