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菱湖被誉为“岛国草圣”，也是近现代我国很多草书家的取法对象，像何绍基、林散之、于右任、沙孟海，都学过他的字。他将王羲之、张旭、怀素的笔法与本国空海、橘逸势、小野道风等人的用笔相结合，始终不离“二王”一脉，每一笔都有来处。

1949年3月25日清晨，满载中央机关干部的专列缓缓驶进北平丰台站，车窗外的柳枝刚刚吐芽，空气里带着泥土的清新。周恩来站在车门口，军大衣后摆被晨风吹得飘起，他伸手摸了摸衣兜里那张新绘的中南海平面图，神情格外专注。

从西柏坡到北平，表面看只是三百多公里，却意味着新政权从农村根据地迈向古老都城。毛泽东把这趟迁移称作“赶考”，周恩来更像随身携带的答题人，分秒必争地筹划即将到来的国家大考。他知道，办公地点与居住地点并非私事，背后牵扯的是安全、交通、效率甚至未来的政治生态。

最初的落脚点选在香山。香山的红叶固然美，可离城中心太远，电话线路不稳，开会往返要耗掉大半天。周恩来一边调度三野向长江以南推进，一边研究北平城内的可选院落。经过简单整修，他与林伯渠先住进了丰泽园，那是一处三进四合院，房屋宽敞，假山、竹林一应俱全。

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仍在耳畔回荡，中央各部委陆续进驻中南海，赤色的印章在一份份公文上落下。丰泽园里的灯火常常通宵不灭，外面一片静谧，屋内却是卷帙成山。邓颖超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院子再宽，也挡不住人来人往的脚步声，更挡不住周恩来日益增多的公务。

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邓颖超轻声问：“要不要换个地方，既方便工作又能让主席休息得更好？”周恩来端着青花瓷杯，略作沉吟，只回了两个字：“得换。”

有意思的是，供他挑选的院落不少，最终却盯上了西花厅。西花厅位于中海西北隅，前后两个院落相连，外院不大，曲径通幽。其貌并不华丽，却胜在紧邻新华门办公区，步行五分钟即可抵达政务会议室，保密与交通俱佳。

邓颖超后来说，搬到西花厅只有两条理由：一是“让出丰泽园给主席”，二是“海棠花多”。这两句听来轻描淡写，却浸透着她与周恩来多年相濡以沫的默契。丰泽园面积大，锚索便于设作主席的办公休息合一场所；而西花厅虽小，却栽满海棠。周恩来爱海棠，不单因其花色雅淡，更因宋代诗人所谓“国艳未须夸洛浦，家贫犹得种春风”的意思——低调中见风骨。

搬迁之前，西花厅的假山池子早已干涸，一片荒草。周恩来让警卫员挖土松地，撒下菠菜和韭菜的种子。几个月后，这里变成小菜园，冬天还能割一把耐寒的芥蓝。有人笑他总理竟惦记菜篮子，他却半开玩笑地说：“省钱，也省车票，自己门口就能采。”一句戏言，折射出节俭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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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邓颖超的秘书张元搬入外院西厢房。小院里多了孩童笑声。周恩来碰见三个多月大的胖娃娃，随口取名“大米”；翌年小女儿出生，他又顺手叫“小米”。张元起初觉得名字太随意，周恩来笑道：“朴实点好，粮食最养人。”短短几句寒暄，流露出的不是权威，而是一份朴素亲切。

住进西花厅后，周恩来每天清晨六点出门，夜里常在灯下批完公文才踱步回院。院墙不高，月光洒在青砖瓦顶，几株海棠在静夜里更显清香。邓颖超怕他劳累，总在房门口多放一盏青罩子灯，那微弱的绿光成了他深夜归来的方向标。

遗憾的是，西花厅虽幽静，却见证了无数风雨。1955年，周恩来腹痛加剧，医生怀疑阑尾炎，他仍在会客。身边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他摆手：“文件明早就要，先办完。”对外他从不流露病痛，唯独在邓颖超面前偶尔停步，低声一句：“抱歉，今晚又得忙到后半夜。”短短七个字，道尽夫妻情深。

1966年以后，外部环境愈发紧张，西花厅成为他同各方协调的“枢纽”。院门口那块青石台阶被踩得发亮，一枚枚脚印无声记录着国家的动荡与转折。周恩来依旧把海棠树剪得齐整，似乎用这份秩序对抗外界的喧嚣。

回到原点，为什么一定是西花厅？答案并不复杂：让主席安心，是政治考量；偌大的海棠，是精神寄托。朴素生活和高强度工作在这处小院交汇，塑造了一个“总理之家”独有的氛围。西花厅因周恩来、邓颖超而生动，他们亦在这方院落中，完成对国家、对个人的双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