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重述：文静自发与21世纪念念想文化磋商》

北京大学出书社，2023年

重读毛泽东诗词

贺桂梅

（北京大学中文系西宾）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4期，后收入《书写“风格”——现代文体与民族体式建构》（北京大学出书社，2020年）。

咫尺学界对于毛泽东诗词的磋商，往往戒备作品的赏玩息争说，而较少从为宽阔的历史和社会视野阐释其作为种特的文体与文化履行伸开的历史历程，尽头是具体文本组成中包含的立场化好意思学内涵、修辞机制过火政形而上学的文化联想。值得分析的至少有两点，其是从发表、创作和传播角度，解释毛泽东诗词的旧体体式所具有的“体式的坚定形态”意味。这种被五四新文体表示所申辩的“旧体式”，为安在1950-60年代之交的窜改过火文体界得到公开发表和提倡，并由此奏凯地构建了“诗东谈主毛泽东”的形象？这是需要解释的问题。毛泽东诗词的发表与创作，组成了现代文体处理古今关系的个浩大节点，不仅刻地影响了1950-70年代现代文体的基本走向，同期也包含着这时期化谈路探索的许多文化政遐想和另类的政履行式。由此也需要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相对入地探讨这些诗词的具体修辞式和组成要素中所包含的文化联想，尽头是其领会古典与现代、与窜改、诗歌与政等关系的特旅途，从而入地领会毛泽东的政形而上学。这里仅从二种角度，尝试对毛泽东诗词文本作念出从新解读。

01古今之辨：“诗意山水”的三重历史时刻

就书写内容而言，毛泽东诗词随机不错称为某种“山水诗”确现代形态。其阐发对象，巨额是山川地舆，尽头是山、河景致。诗作姿色的着眼点落在山川景不雅，作家的窜改者心扉“在很厚情况下是寄予在山水形象中的”[1]。因此，在姿色对象的层面上，“山”和“水”成为了诗作阐发的主要内容。

1、“诗意山水”：诗与画

毛泽东写过许多的山，诸多名山都曾出咫尺毛泽东诗词中。比如井冈山斗争时期所写的诸种山中现象，如《菩萨蛮·大柏地》（1933）中江西瑞金县北的大柏地，“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清平乐·会昌》（1934）中江西省东南部的会昌山，“会昌城外峰，颠连径直东溟”；又比如长征程中，《忆秦娥·娄山关》中“苍山如海，残阳如”的娄山关，《念奴娇·昆仑》中“横空出世”的昆仑山，《清平乐·六盘山》中“天云淡，望断南飞雁”的六盘山，及《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雪中北国满足 ；包括1950年代后期所写《七律·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湖南韶山、《七律·登庐山》中“山飞峙大江边”的江西庐山，和1961年《七律·答友东谈主》中“芙蓉国里尽朝日”的湖南九嶷山，尤其是1965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到处燕舞莺歌，有潺潺活水，路入云端”的井冈山；也包括1955年在浙江杭州所写的“三上北峰，杭州望空”的《五律·看山》、“回峰峦入莽苍”的《七·莫干山》、“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的《七·五云山》。这些写山的诗作，多写诗东谈主登望远的壮阔现象。

毛泽东也写过许多对于“水”（大江大河）的诗作，比如《沁园春·长沙》（1925）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湘江，《菩萨蛮·黄鹤楼》（1927）中“茫茫九派流”的长江，《沁园春·雪》（1936）中“大河高下，顿失滚滚”的雪中黄河，《浪淘沙·北戴河》（1954）中“白浪滔天”的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水》（1956）中“万里长江横渡，目楚天舒”的长江。与写山望远不同，写水则往往以诗东谈主在江海中游水的阅历，阐发搏击风浪的窜改情性。

毛泽东手翰《水调歌头·长江》，看重发表时改为《水调歌头·游水》

但论写山如故写水，都侧重阐发故国江山的壮好意思，因此多是将“山”“水”连写，如《沁园春·长沙》的“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菩萨蛮·黄鹤楼》的“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七律·长征》（1935）“万水千山只松驰”，又如《七律·东谈主民解放军占南京》（1949）“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大军过大江”等。

基于毛泽东诗词的这特质，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诗词汇集发表之后，在好意思术域滋生出种特的画作类型，即以毛泽东诗词所阐发的内容为依据而绘画的“诗意山水画”。

这些画作中，的是画傅抱石与关山月作的《江山如斯多娇》。这幅5米、宽9米的巨大画作，是1959年新开国十周年顾忌行径中，应东谈主民大礼堂的邀请而创作的，于今仍吊挂在东谈主民大礼堂的主厅墙壁上。在新好意思术史上，这幅画作被认为“开启了种新式山水画”，其故道理在于，“将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引入到巨匠的审好意思域，从而使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在新山水画中赢得了非凡的地位，新山水画也因毛泽东诗意画的阐发而在国画中得到了少有的爱好和通常的影响”[2]。画作以《沁园春·雪》为联想依据，宏阔的鸟瞰视点、山、大河、雪原、红日等，共同绘画出故国江山的壮丽现象。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书后，傅抱石这类画作的创作达到个峰，绘画了诸如《诗意韶山》（1964）、《芙蓉国里尽朝日》（1964）、《虎踞龙盘今胜昔》（1964）、《满江红·和郭沫若同道》（1964）、《登庐山诗意》（1965）、《神女应恙，当惊世界殊》（1965）、《红旗招展如画》（1965）等多幅画作。相似以毛泽东诗词为依据的“诗意山水画”，还有李可染的《六盘山》（1959）、《万山红遍》（1964）、《娄山关》（1964）、《昆仑雪山图》（1965）、《雨后斜阳》（1965）、《北国满足》（1972）；关山月的《北国满足》（1961）、谢稚柳的《炎风吹雨洒江天》（1964）、钱松喦的《路入云端》（1973）等。从标题即可看出，这些画作对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水预料作念了视觉艺术的非凡呈现，并将其引入到巨匠化的采纳层面。不错说，“诗意山水画”也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与传播样，共同参与了“诗东谈主毛泽东”形象的建构。

关山月、傅抱石《江山如斯多娇》（1959）

这些画工作实上突显了毛泽东诗词与“山水诗”之间的特关联。亦即，从其阐发对象而言，毛泽东诗词实则是种“山水诗”确现代形态。古典的文东谈主山水画与山水诗历来关系紧密，“诗意山水画”也正从这侧面评释了毛泽东诗词的非凡道理。好意思术磋商者写谈：“从毛泽东的诗意起程探索山水画的新向，毫疑问是竖立在这么种特定的传统基础上的。这种基础面被山水画所抒发，同期，毛泽东的诗亦然这么种传统的延续”[3]。也就是说，山水画画从毛泽东诗词中打听种新的阐发向，正由于山水画与山水诗传统上就有密切关系，不仅画不错从毛泽东诗作中获取绘画的预料和主题，相似，毛泽东的山水诗自身也带有山水画的要素，也即从山水画传统中吸取了诸多视觉的元素及阐发法。在毛泽东诗词中，“看”“望”这两个字出现频率很，这不仅源自词中“字豆”音韵的体式需要，为浩大的是，这两个字也相似有表意作用，强调作家是从“视觉”的角度和式来阐发山水的。因此，将诗作中的视觉预料和意境漂流为画作中的山水形象就其天然。诗与画的融合，不错说是毛泽东诗词的个相称浩大的特质。

但值得推测的是，尽管相似以“山水”作为阐发对象，毛泽东诗词过火滋生的“诗意山水画”，与传统以文东谈主为主体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却有着大的不同。这主要表咫尺创作东体的意境过火对山水形象的时空阐发式大不相通。传统山水诗出身于魏晋时期，由玄学所激勉，到唐朝维时臻于善境。因此，山水诗弥远以老庄形而上学为基础，并侧重阐发带有隐逸倾向的文情面调。而与之关联在起的文东谈主山水画，则以“丈山尺树、寸马分东谈主”为绘画原则，所追求的是“天东谈主”的纵容情调。与这么的创作东体及好意思学立场比拟，毛泽东诗词及由其滋生出来的“诗意山水画”，疑亦然山水诗画艺术域的次窜改。

大的变革是，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水”，不是传统文东谈主诗中个东谈主隐逸情调的标记外化，而是对作家躬行走过的地舆山川所作的种既带有纪实特征又富于崇意境的姿色；另面，毛泽东诗词用以透视山水的视点，并不是传统文东谈主的主不雅意趣，而是基于古典世界不雅所呈现的“世界”，并在窜改主体的主不雅视野中将其漂流为现代“”（中华英才）乃至“世界”的化身。这些“山水”形象在毛泽东诗词中的再现形态，有着其壮阔的时空视野，其好意思学立场不是“好意思”而是“崇”，炫耀的不仅是个既“永劫长存”又“今胜于昔”的“山水”，同期如故个既具有肉身又具有越的窜改者抒情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景不雅。

李可染《万山红遍》（1964）

这种纪实与越、窜改地舆与“世界”不雅的融，使得毛泽东诗词中“山水”景不雅阐发出特的容古通今的特质。很大程度上不错说，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水”这视觉形象，融汇了三种历史时刻形态并进行了创造调养。法国历史膏火尔南·布罗代尔曾将历史时刻区分为三个条理，即地舆时刻、社会时刻和个东谈主时刻。其中“地舆时刻”指的是“东谈主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即他所说的“结构”），“社会时刻”是“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即他所说的“形式”），而“个东谈主时刻”则是“个东谈主规模”的“事件史”（即他所说的“事件”） [4]。如果说般历史叙述讲理的是“社会时刻”和“个东谈主时刻”，那么布罗代尔具创造的地就在将“地舆时刻”纳入历汗青写的内容，并将三种时刻融起来，以追求种“总体史”的史述形态。毛泽东的诗歌创作虽然是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线索中伸开的，但因其诗词中阐发出的宏阔时空视野，尽头是基于长时段视野的与窜改的书写式，与布罗代尔的联系表述有颇多相互参照之处。

2、史诗与“窜改地舆学”

先值得分析的，是毛泽东诗词中“山水”预料的纪实特质，过火与窜改史的密切关系。这些“诗意山水”是某种道理上的窜改史舆图，并与窜改的浩大历史事件推测在起。毛泽东诗词的大部分诗作，都是以毛泽东在窜改历程中所走过的山川地舆作为阐发对象。他的诗作既被视为窜改袖心情的呈现，同期也被看作是窜改的“史诗”[5]。不错说，从现实宗旨层面，毛泽东诗词阐发的既是“个东谈主时刻”的“事件史”，亦然“社会时刻”的“群体和集团史”。

毛泽东在其窜改阅历中所写的诗词，多带有纪实与随意的特质。1962年酬谢《东谈主民文体》编订部征集的早期六词时，他说这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即纪录踪迹和时兴会的居品。磋商者由此而将毛泽东诗词的写稿与古典诗歌创作传统关联起来——“《毛主席诗词》，作家说是在马背上哼成的。的诗多为日志体，走到哪儿写哪儿，见什么写什么。即使抒情，亦然时兴起，很少为文造情，病呻吟”[6]。这种带有现实宗旨彩的地舆描写，使得毛泽东诗词也成为了窜改地舆图景的呈现。如果将1928年的《西江月·井冈山》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连贯起来看，不错说亦然幅赤军从五次“反会剿”、历经长征而到达陕北的地舆阶梯图，其所写的对象，巨额是行军途中的山川景物；同期因为这种山川景物并非全然实写，而是借山水现象阐发窜改者的内在精神意境，因而反应的亦然“阿谁时期窜改东谈主民寰球和窜改战士们的心情舒快情景”[7]。

毛泽东手翰《西江月·井冈山》

事实上，不仅毛泽东开国前的诗词创作有这么的特质，新成立后他诗词创作的另潮期的诗作，亦然某种道理上的纪录踪迹的居品。列传材料说起，1949年开国后毛泽东很可爱离京出行，出行场合多是南省市，如浙江杭州、湖南长沙和韶山、湖北武汉、江西南昌和庐山、广东广州、四川成都等。他开国后险些所有浩大诗作，都与这种离京出行推测。比如1954年的《浪淘沙·北戴河》，即是他刚在北京完成新宪法草案汇报后，在北戴河疗养时期写稿的；1956年的《水调歌头·游水》则是在北京作念完《论十大关系》的中央汇报，先去广州，然后到长沙，又转赴武汉，在畅游长江后所写的；1959年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则是重回故土韶山，和在庐山参加中央会议时期的作品；的是1965年的《重上井冈山》，这是文革前夜毛泽东重回井冈山的诗作，诗中所抒发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热情，疑也预示了“络续窜改”的强盛情志；另外还有1965年到南昌时写稿的《七律·洪都》和1966年后次南下广州时写稿的《七律·有所念念》，都是他记行与随意之作，同期也泄露了他对于窜改念念考的内在心情。

不错说，毛泽东诗作内容，与其踪迹所及的地舆山川密切联系。如果把毛泽东的踪迹、诗作与现代的政治件作念个相互关联的阶梯图，险些不错说这亦然窜改史的地舆版图。毛泽东诗词的这特质也为磋商者所关注。如日本学者竹内实的《毛泽东的诗词与东谈主生》书，按照毛泽东的个东谈主踪迹、所到地舆空间范围的陈迹，阐释了1963年《毛主席诗词》中37诗词的写稿与窜改史的密切关系[8]。这些诗词所阐发的地舆山川，在1950-70年代社会将窜改圣洁化的年代，也被追尊为“窜改圣地”。其中，尽头是井冈山、六盘山、娄山关、昆仑山、延安与陕北原、湖南韶山，以及湘江、长江、北戴河等，在“诗意山水画”中作念了各式标记抒发。这也呈现出了种别样的推测窜改的“地舆学”图景。

[日]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东谈主生和念念想》，张会才等译，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11年

这些诗词中的每都与窜改史上的浩大事件推测在起。比如1927年写稿的《菩萨蛮·黄鹤楼》，毛泽东1958年在《毛主席诗词十九》的批注中这么写谈：“九二七年，大窜改失败的前夜，心情凄惨，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贫穷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长进”[9]。在这么的注视中，个东谈主心情与窜改史事件、诗词与历史之间竖立了径直的关系。毛泽东对于我方的诗词有过两次汇集的注解阐述：次是1958年《毛主席诗词十九》出书后，他在书眉上写下大部分词的批注，说“我的几歪词，发表以后，注蜂起，全是好心。部分说对了，部分说得分歧，我有阐述的服务”。另外次是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书后，外文出书社刊行工作局组织翻译英文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要求，对我方的些文句作念了表面阐述[10]。毛泽东的这些注解而后成为这些诗词的阐释，亦然毛泽东诗词磋商的浩大组成部分。奉陪这些诗词发表，也出现了些浩大的阐释，如臧克、郭沫若、周振甫等。他们的阐释面是在毛泽东注解基础上的化和细化，同期亦然将毛泽东诗词经典化的重约莫津。这些对于毛泽东诗词的解释，都延续了将毛泽东将诗词与窜改史事件相互评释的法，也形成了对于毛泽东诗词的种影响远的解读和采纳式。这种评释式面天然不错说是毛泽东个东谈主创作时的“真实”心态，但由于过于强调这些诗词与窜改的对应关系，某种程度上也窄化了对这些诗词丰厚内涵的领会，而将其限制于种“纪实”（也带有标记）的窜改史和窜改袖的诠释中。

毛泽东：《毛主席诗词》，东谈主民文体出书社，1963年

事实上，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窜改的关系并不限于这种纪实的地舆描摹，而与历史地舆的层结构，尽头是传统中涵纳这种地舆空间特质而形成的“世界”世界不雅关系密切。只是是“窜改”的逻辑，并不及以使这些山水成为“圣地”，而是“窜改”与“”以及“地舆”与“世界”的密切关系，才使得毛泽东诗词中的窜改山水有了切实的地舆载体和内辞世界不雅的联想依据。有磋商者称之为“窜改地舆学”。

“窜改地舆学”这观念早由唐晓峰惨酷[11]，李在其长文《窜改条记——从地舆看窜改》[12]中作念了入的阐释。他们共同强调从历史地舆的长时段视野（即“地舆的大视野”）角度，来领会包括国民党与辛亥窜改、共产党和社会宗旨窜改在内的现代窜改与其籍由发生的地舆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意味着此前仅被东谈主们视为事件发生“形势”的地舆空间本人赢得了某种自足的历史道理，尽头是地舆空间如何限制、制约、改变东谈主群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个维度得到磋商者的爱好。比如李提到，“地舆在是经世之学”，他从历史地舆的南北关系从新阐释了现代窜改：“窜改是场南北战役。窜改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转了大圈儿”[13]。抗战完毕后，“共产党取世界，大体上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而其要害在“地舆之便”：“八路军从四川进陕甘宁，从陕甘宁进山西，以山西为中心，向河北、察哈尔、山东、河南、东北扩军，这是古代者取世界的阶梯图。周取世界、秦取世界、汉取世界，莫不如斯”[14]——这种从地舆空间解释窜改的“大视野”源自基本的地舆情境，即的地形“西北，东南低”，“西北、西南是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东南沿海亦然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也组成了“地舆的太图”[15]。这种地舆疆域形成的“历史的惯”，使地舆形式在不同期期的历史事件中成为作用于东谈主事的非凡力量。

地形图

李的联系阐释是从历史事件的层面而作念出的“姿色”。这么的地舆大视野甚而也组成了史学的种传统。如李说起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有这么的叙述：“夫工作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进而叹惜谈：“辛亥之后，江山破灭，的再统，尽然如故从北统南，再次应了司马迁的话”[16]。这种历史姿色法，昭彰也在毛泽东诗词中得到某种回响。比如毛泽东井冈山时期所写的山水地舆，主要在东南诸省，而长征时期的诗作，则泄露了从东南经西南入西北的地舆阶梯，从“茫茫九派流，千里千里线穿南北”到“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大军过大江”，无缺地评释了窜改从兴起到奏凯的地舆历程。值得珍重的是，毛泽东1949年后的踪迹过火诗词阐发的山水地舆，则主若是长江沿线及以南的，这也很大程度上炫耀了从“窜改”转向“社会宗旨开辟”的地舆要点的转机，即从窜改时期以西北为要点，到经济开辟时期以长江沿线往南为要点的地舆变化。

但是仅有这么的“姿色”昭彰是不够的，正如仅从“纪实”层面领会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水地舆图景亦然不够的，浩大的是解释“为若何此”的层历史原因。这也意味着需要在两个面冲突毛泽东诗词窜改史不雅阐释的限制，其是从毛泽东诗词所阐发的山水景不雅的“地舆时刻”来领会其宏阔好意思学视野的时空架构，其是入到这种山水景不雅的内在逻辑和主体视野中来探讨毛泽东特的世界不雅与天地不雅。

3、地舆时刻和“世界”世界不雅

毛泽东诗词对于“山水”的再现视角是其特的。某种道理上，“山水”不仅是主要的被叙对象，同期也领有了特的主体视点和属于它们自身的“历史”。比如“茫茫九派流”的长江，比如“横空出世”“阅尽东谈主间春”的昆仑山，比如“江山如斯多娇，引数英雄竞俯首”的北国满足，比如“旧事越千载，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北戴河等，这些“山水”本人阅历了数的历史，何况它们的历史不成化约为“东谈主间”的历史，而是“阅尽东谈主间春”的山川历史与“旧事越千载”的东谈主间历史这两者并行。“山川”自身的历史，正肖似于种布罗代尔所谓“地舆时刻”的存在。这是作为个“文静体”具有的基本要素，“山川”的历史过火文化内涵也使得毛泽东诗词具有了文静史的内涵。

在布罗代尔看来，“地舆时刻”是种“险些毫变化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切变化都十分慢慢。这是由不停重演、反复再现的周期组成的历史”[17]。但恰是这种作为“结构”的长时段历史，组成了东谈主们不雅察社会史与事件史的要前提。他这么写谈：“某些结构有很长的寿命，因而它们成为阅历数代东谈主而踏实不变的身分”，“所有的结构都同期既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辛勤。作为辛勤，它们本人就是东谈主过火警戒法逾越的界限”[18]。在《文静史》书中，布罗代尔进而将这种地舆环境的限制，作为姿色“文静”的个基本要素，“每种文静都驻足于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定的限制。每种文静都有其自身的地舆条款，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些条款履行上经久不变而且各不相通”。他用了这么个譬如来姿色“文静”、东谈主类与地舆条款的关系——“东谈主类间断地上演戏剧的舞台，在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陈迹并阐述了故事的质。演员不错变换，但背景依然相通”[1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静史》，常绍民等译，中信出书社，2014年

这种从长时段地舆视野伸开的历史解释，昭彰也为从新的视角来领会“”提供了具启发的念念路。某种道理上，李从历史与地舆关系阐释现代窜改史，并认为其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姿色的历史阵势，正揭示了长时段历史的某种踏实内涵。作为也曾的“四大文静古国”之并存续于今的文静体，历史的特质常被姿色为文静的一语气。这特质在21世纪初期学问界对于“模式”“谈路”“警戒”等的推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20]。但东谈主们推测的频频是朝国的历史一语气，而很少坚定到，这种“一语气”本人恰是种有坚定的政建构的居品。从朝迭的角度，毋宁说历史弥远是“断裂”而非一语气的。恰是“大统”“通三统”“别表里”的“正宗”坚定，使得这些朝国将我方叙述为文静法的袭取东谈主[21]。但这也并不是说历史事实上是“断裂的”。作为个有着特定地舆疆域范围的文静体，从旷古的夏商周三代到现代的中华东谈主民共和国，中中语明传承的两个物资条款莫得发生实质改变。这两个物资条款，其是地舆空间，其二是汉翰墨。

就地舆空间而言，虽然阅历了从黄河流域的汉文静到明清以来的巨大版图所阅历的“滚雪球”似的[22]历史历程，但东谈主生计其间的地舆空间并莫得根柢改变。尽头如磋商者指出的，“在1989年之后，险些是现代世界上唯个在东谈主口组成和地域范围上大致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花式的政共同体”[23]，炫耀出现代地舆空间与古典的不绝。这种地舆空间的延续，组成了李从历史地舆角度探寻从夏商周三代到20世纪“历史惯”的依据。也正因为此，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才不错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念念汗”的“江山”，与今朝的“风骚东谈主物”相提并论。事实上，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水”，都具有这种长时段踏实的历史特。其中的井冈山、娄山关、昆仑山、庐山、北戴河、湘江、长江等，都是中华英才依然被视为民族标记的东谈主文地舆景不雅。就汉翰墨而言，由于有着险些与“文静”相似漫长的翰墨纪录的历史，何况这种翰墨延续迄今，因此，东谈主们就不错汉字为绪言去了解和把捏历史，这包括诸种考古材料、出土文件和传世文件经典。同期，汉字自身的使用就捎带着文静史的基本内涵。毛泽东诗词有坚定地拒了口语诗，而在音律、翰墨、格式乃诚实象上都保持了古典诗歌的形态，使其显着地阐发了文静史的一语气特质。不错说，毛泽东诗词在作为阐发对象的“山水”过火与“东谈主间”的关系，和作为其抒发绪言的汉翰墨，都炫耀了种地舆时刻中“”文静的长时段特，而有着古今混溶的了得特质。所谓“古今之辨”，也即是种古今既变化也延续的辩证关系。

傅抱石《虎踞龙盘今胜昔》（1964）

相似浩大的是，借助翰墨绪言而传承的，还有种涵纳、领会地舆山川的内辞世界不雅。布罗代尔道理上的“地舆时刻”，主若是突显种“客不雅”的“物资文静”；而文静中的东谈主在如何领会我方与其踏进其间的地舆空间的式上，则形成了特的“世界不雅”。具体到毛泽东诗词中领会由山水组成的地舆世界和窜改的内辞世界不雅，不错说融入了种古典的“世界”不雅。毛泽东诗词以山水为主要阐发对象，不仅是窜改地舆的纪实呈现，浩大的是“山川代表‘世界’”这古典世界不雅的径直呈现。

李进修了古典地舆学中蕴含的特天地不雅，其中与毛泽东诗词的推测不错关联起来的有以下几点：先，他指出东谈主们熟谙的“世界”词其实是个外来的现代鸿沟：“‘世界’是释教用语。‘世’指时刻，‘界’指空间。日本东谈主用这个词翻译西文的world，其实是外来语，我国古代，底本叫‘世界’”[24]。其二，为什么叫“世界”呢？这是因为“古东谈主讲地舆可自成体系，但相识背景是天文，东西靠昼不雅日影，南北靠夜不雅星。他们是在‘天’的背景下讲‘地’，是以‘地’的总称是‘世界’”[25]。同期，李指出古代天地不雅的三个维度，即“古东谈主讲天、地、东谈主‘三才’，东谈主是介乎天、地之间。但天是神的世界，地是东谈主的世界”。其三，山川代表“世界”。“古东谈主讲‘地舆’，主若是两条，条是‘山’，条是‘水’，《禹贡》主水（《河渠书》、《沟洫志》、《水经注》亦侧重水），《山海经》主山，但讲‘山’及于‘水’，讲‘水’及于‘山’。二者喜忧相关……‘山’者概其，‘水’者括其下，是种提纲挈的东西”[26]。其四，“世界”默示着种非凡的不雅看视点——“‘世界’这个词，看似平庸，却默示着种视觉果，种在联想中居临下鸟瞰大地览余的果”[27]。这种鸟瞰的世界视点，是毛泽东诗词及“诗意山水画”区别于般现代景色的透视视点而具有特好意思学特征的根柢所在。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大视野》，生计·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如果纳入这种地舆时刻过火世界不雅的领会，毛泽东诗词主要叙事对象的“山水”，昭彰恰是“世界”与“窜改”的混溶化身；而其呈现的“山水”“东谈主间”与“天”的三重关系，恰是古典世界不雅中“三才”花式中东谈主间社会的存在式。这并非种以东谈主为中心的、竖立在西基督教神学传统基础上的现代世界不雅，而是文静特的天地不雅，其间东谈主文、地舆和天谈是同天地空间的组成物。不错认为，毛泽东诗词领会“山水”时空的式，内在地包含了种基于古典天地不雅的“世界”视野。事实上，这也恰是他的诗词不仅不同于现代口语诗，不同于陈毅、董武等其他窜改的诗作，也不同于以文东谈主为主体的古典与现代山水诗的特的地。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基于窜改史事件的“个东谈主时刻”除外的另种历史时刻即“地舆时刻”的呈现形态，其特质恰是长时段文静史视野所塑造的现代与传统、今与古辩证地调养的一语气内涵。

4、古今之辨与“形式中的东谈主”

但仅有“个东谈主时刻”与“地舆时刻”这两个维度并莫得充分揭示出毛泽东诗词的总体特质。相似浩大的还有“社会时刻”的存在，这才是毛泽东诗词创造地调养古今，并在窜改与社会宗旨开辟中打听“化谈路”的基本驻足点。

好意思国历史学沃勒斯坦曾在篇辩驳布罗代尔的文章中，对三种历史时刻作念出了相称强横的评价。他这么写谈：“布罗代尔的主要文章《地中海》书处理这三种时段的步骤是：结构、形式和事件。但是我认为，这是该书的个严重轻佻。如果布罗代尔先辩论事件，再辩论结构，后以形式作念出回首，那么该书的劝服力会大大加多”。原因在于，面，仅从“事件”法领会历史——“甚而在列传中，事件也不外是‘尘埃’，只消结构和形式的结才能给出终的解释”；但相似浩大的另面是，“结构”本人并不是“自动”呈现的，因为“限的长时段（即不朽的历史的时段）不可能是真实的”[28]。之是以说结构不是“真实的”，是因为结构本人不会自动地成为东谈主的坚定。作为种限制东谈主存在式的地舆条款，它是在东谈主的“坚定”除外阐发作用，而且须由行动的东谈主经过有坚定的构造才能成为东谈主的自发坚定。沃勒斯坦要求从新编排“结构”“形式”“事件”三者的关系，正因为“结构”是种坚定的存在，“事件”是种“尘埃”的瞬息存在，而“形式”才是东谈主类在历史中阐发作用的式。按照这么的念念路，沃勒斯坦认为作为历史学的布罗代尔，相似亦然“形式中的东谈主”，从而把布罗代尔的历史磋商“”到他所踏进的历史语境中，指出他力争与之对话的历史话语形态，他若何竖立我方磋商念念路的法，以及他由此开的新的历史视野。

相似，在探讨毛泽东诗词的时空不雅时，也不错借用“形式”这鸿沟来探讨毛泽东诗词中的另种历史时刻，即“社会时刻”的存在样态。如果说毛泽东诗词中“山水”的纪实与其所阅历的窜改史事件关系密切，阐发出种“个东谈主时刻”的特质；同期，“山水”景不雅所内在蕴含的“世界”世界不雅与长时段视野中的东谈主文地舆结构关联，而阐发出种“地舆时刻”的特质；那么相似值得推测的是，这些“诗意山水”的呈现并非仅是毛泽东个东谈主或地舆这两作用的末端，浩大的是踏进于特定历史情境和政花式中的毛泽东对历史、社会和形式作念出判断并采用行动的末端，是种“社会时刻”的泄露。他的诗词，应该被视为这么种政文化坚定的呈现式。换言之，需要把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到其踏进的窜改历史程度中，进而探讨其诗词履行的主体与创造。在这个道理上，毛泽东恰是作为“形式中的东谈主”而阐发历史作用。

毛泽东诗词的创作与社会宗旨窜改的关系需要从多个层面加以考量。是毛泽东个东谈主与窜改事件的关系，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特态渡过火受到的传统影响，另是踏进于窜改历史程度中的毛泽东，其内在精神世界如何既与外皮历史程度互动，又保持了其主体和特。毛泽东诗词过火精神世界的某种踏实径直呈现为些基本要素的踏实，这与他对文静的领会与采纳径直联系。同期，这个内辞世界的基本要素关系并不是成不变的，毋宁说这些要素是个肖似“体系”的组成体，诸要素之间的错动关系会致其基本取向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毛泽东对窜改的阶段领会密切联系，也不错说，毛泽东诗词中“诗意山水”的内在时空是由这种代表“形式”的社会时刻终决定的。

注视

[1] 邹跃进：《新好意思术史：1949-2000》，55页，长沙：湖南好意思术出书社，2002年。

[2] 陈履生：《江山如斯多娇——20世纪50年代画中的“新山水画”祈望化的东谈主间乐土》，收入《20世纪画：“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94页，杭州：浙江东谈主民好意思术出书社，1997年。

[3] 邹跃进：《新好意思术史：1949-2000》，55页。

[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8-10页，唐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5] 张钟、洪子诚、赵祖谟等：《现代文体概不雅》，北京大学出书社，1986年。

[6]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大视野》，225页，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7] 毛泽东：《词六》序文东方预应力钢绞线价格，《东谈主民文体》1962年5月号。

[8] 参见【日】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东谈主生和念念想》，张会才等译，北京：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11年。

[9] 中共中央文件磋商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194页，北京：中央文件出书社，2002年。

[10] 中共中央文件磋商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219-226页。

[11] 唐晓峰：《东谈主文地舆杂文》，287-29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12]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大视野》，199-236页。

[13]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大视野》，235-236页。

[14]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大视野》，234页。

[15]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大视野》，210-211页。

[16]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大视野》，236页。

[17]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3页，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书社，2008年。

[18]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34页，刘北成、周立红译。

[1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静史》，42-44页，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书社，2014年。

[20] 联系叙述参见贺桂梅：《“文化自发”与叙述》，《海角》2012年1期；贺桂梅：《“文静”论与21世纪》，《文艺表面与月旦》2017年5期。

[21] 汪晖：《亚洲视野：历史的叙述》，82页，牛津大学出书社，2010年。

[22] 参见李：《茫茫禹迹：历史的两次大统》，7-76页，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23]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147页，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24]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的大视野》，107页。

[25]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的大视野》，8页。

[26]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的大视野》，14页。

[27]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的大视野》，107页。

[28] 【好意思】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历史学；“形式中的东谈主”》，收入【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244页，刘北成、周立红译。

02天东谈主之际：抒情主体与窜改辩证法

除了“诗意山水”这空间要素，毛泽东诗词文本中另个引东谈主注指标身分，是作为抒情主体的“我”或“东谈主”。文本内容是从这个主体的视角所作的再现或阐发，或记行（如“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武”），或抒情（如“问飘渺大地，谁主千里浮”），或言志（如“当天长缨在手，何日缚得苍龙”），因此所有这个词文本具有强烈的抒情气味。这个抒情主体与“诗意山水”的二元关系，组成了毛泽东诗词文本的瞩目特质。但与传统山水诗画大的不同在于，这里从“世界”世界不雅泄露的山水景不雅与现代抒情主体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文东谈主“天东谈主”的纵容联想，而是古典政形而上学所推测的“天东谈主之际”的互动，同期亦然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活泼演示。其间，“山水”与“东谈主间”、“天”与“东谈主”的互动关系，比毛泽东的其他表面与政文本，刻地炫耀了他对于东谈主与历史、主不雅与客不雅之间辩证法形而上学的领会。

1、毛泽东诗词的四个基本要素

某种道理上，不错将毛泽东诗词的文本组成姿色为四个基本要素和三重空间维度的不同组。这四个要素包括“山水”（“江山”）、“东谈主间”“天”与“东谈主”（“我”“英雄”）。地舆时刻、社会时刻、个东谈主时刻是其时刻维度，而“天”“地”“东谈主”（“东谈主间”）则是其空间维度。因而不错从结构宗旨诗学的角度，对毛泽东诗词的内在时空不雅过火阶段演变作念出分析。

推测四个基本要素过火内涵，这里仅举《念奴娇·昆仑》（1935）为例来加以阐述。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东谈主间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令消融，江河横溢，东谈主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东谈主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截遗欧，截赠好意思，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手翰《念奴娇·昆仑》

在这词中，个叙述要素是昆仑山。上阙内容写昆仑山的历史存在形态，“横空出世”与“莽”字形容出昆仑山的雄健，尽头是种蓦的截断天地视野的视觉冲击感。故意味的则是“阅”字。到底是谁“阅尽东谈主间春”呢？昭彰，这个“阅”字的主体是昆仑山，是它在鸟瞰东谈主间的四季瓜代，沧桑幻化。何况，它领有我方的历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冰天雪舆图景，和“夏令消融，江河横溢，东谈主或为鱼鳖”冰雪溶解图景，既灌溉地皮，也致江河水漫贻害东谈主间，组成了其既“功”且“罪”的千秋历史。“山”与“江河”的关系也在这么的叙述中泄表示来，即“山”在上，“江河”在其下，江河之源来自山。不错说，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水”都具有与昆仑山相似的特质，面它们有属于我方的历史，即它们不是某种属东谈主的道理载体，而是立的审好意思对象；另面，它们又都与“东谈主间”组成了既对立且并行的关系。

“东谈主间”是《念奴娇·昆仑》的二个叙述要素。恰是“东谈主间”的变换，显出了昆仑山的永劫长存；而且“东谈主间”昭彰在昆仑之下，“东谈主间”莫得力量副作用于昆仑山，而被迫地承受着“江河横溢”的厄运成果。但东谈主间却也有它的主体，即“评说”昆仑山的千秋功罪。虽然这“评说”并不成影响到昆仑山，但由此“东谈主间”与“昆仑山”都组成了自身立而又两两并行的历史存在。如果从习气了以东谈主为中心的东谈主文宗旨视点来看待这种叙述，昭彰会坚定到其间含有将“东谈主间”相对化而带来的非东谈主为宗旨甚或反东谈主文宗旨的世界不雅。“东谈主间”不是天地的中心，而是与“山水”并存于世的种存在。这面使读者去除习气的东谈主类中心视角，而将此前视为“他者”的山川视吞并律，另面也需要弃取种将东谈主间与山川同期去中心化的天地不雅。在毛泽东诗词中屡次出现的“东谈主间”这鸿沟，由此为不雅照东谈主类社会带来了种间离的非东谈主化角度。同期要坚定到，这里的“东谈主间”是种集体存在，而非个东谈主存在，因而与下阙中出现的“我”并不具有同关系。

李可染《昆仑雪山图》（1965）

在上阙山川与东谈主间并置的二元叙述花式中，下阙“我”的出现昭彰比“横空出世”的昆仑山具有冲击力。因为这个“我”站在了比昆仑山的位置，他“倚天而立”[1]，抽出宝剑将昆仑山裁为三截，占据的是“天”的鸟瞰视点，由此昆仑山在其视点中才能如同物件样被随意编订。这个“我”昭彰是“东谈主”，但却不限于“东谈主间”何况于“东谈主间”，而领有拨乱反治的本领和意志。“我”由此而成为改变天地关系的具能动的力量。

相似值得珍重的还有四个身分“天”。这个“天”既是种具体的力量，亦然种抽象的力量。作为种具体的力量，“天”昭彰在昆仑山和东谈主间之上，不错说，恰是后二者组成了“天之下”。在这词中另外两个与“世界”颠倒的词汇，是“世界”与“环球”。作为种抽象的力量，“天”形而又所不在，不错说是种垄断天地万物的像“规则”那样的存在。毛泽东好多诗词中，都有这个“天”的存在。比如“东谈主生易老天难老”（《采桑子·重阳》，1929），“天”以轮回的时刻即“岁岁重阳”来泄露自身；“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沁园春·雪》，1936），这个“天公”是山与雪原之上的空间形象；“天若多情天亦老，东谈主间正谈是沧桑”（《七律·东谈主民解放军占南京》，1949），径直化用了唐代李贺《金铜仙东谈主辞汉歌》中的原句，与“东谈主间”对照而炫耀为种肖似“天谈”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不错说，《念奴娇·昆仑》中的“山川”“东谈主间”“天”“我”这四个要素，事实上亦然毛泽东诗词的四个基本组成身分，并塑造了毛泽东诗词的内在时空不雅。其宏阔的视野、崇的意境与巨大的时空跨度，都由这四个基本要素形塑。1945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度在重庆《新民报晚刊》注销时，编者称其“风调，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2]。毛泽东诗词气魄之“大”，正源自这内在时空不雅的塑造。它与现代东谈主所熟谙的西法东谈主文宗旨世界不雅口角常不同的，同期也与古典文东谈主传统中的“天东谈主”的意境并不相通。如何领会毛泽东诗词，插足这种内在的“天地”联想昭彰是要的前提。

2、要素关系演变的三个创作阶段

但这四个要素在毛泽东诗词文本中的存在式并不是成不变的，而是与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政履行和个东谈主精神世界密切互动，并呈现出阶段的立场特征。在不同阶段的创作中，要素之间发生了结构错动，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精神取向。如果将毛泽东诗词看作个有着内在一语气的叙述要素合座，大致不错将其阐发立场与书写主题区分为三个较为昭彰的阶段：

要素关系的早成型，出咫尺1925年创作的《沁园春·雪》中。这词显着地呈现出了古典“世界”世界不雅中的“天”“地”“东谈主”三重花式。上阙从叙述主体的视点起程，他昂首仰不雅“万山”与“漫空”，低头俯看江水和浅底，感受到“万类霜天竞解放”的壮阔意境。下阙则是叙述主体对于曾与同伴们游历此地的回忆。上阙写当下的“看”，下阙写过往的“忆”，抒情主体的“东谈主”（或“我”）虽然占据了中枢位置，但他并莫得在文本中泄露，钢绞线也就是不以“我”字出现。具冲击力的，是这个“东谈主”濒临天地的主身形度，也不错认为这词奠定了毛泽东诗词的基本精神花式，即“问飘渺大地，谁主千里浮”和“招引江山”。这个未始现身的叙述主体，以他其博大的胸宇涵纳天地，并但愿主管大地（“江山”）。不错说，这词是包含了个主谓句的基本三元素，即东谈主（我）+看（问、忆）+江山。虽然姿色的主要对象是“山水”（“江山”），但泄露的是叙述主体主不雅视野内的“世界”，是其宏阔胸宇的体现。这么的叙述花式因而带有强烈的抒情言志的抒花式度。

毛泽东在广州（1925年）

《沁园春·雪》阐发出来的要素花式过火书写立场，代表了毛泽东从1925年到1935年主要诗作的特质，不错将其玄虚为“胸宇世界”。这个阶段的创作了得的是某个当下情境中抒情主体与其所濒临的“山水”之间的涵纳关系，侧重阐发种心情、胸宇。这种抒情花式到1935年的《七律·长征》达到了致。这七律诗对山水作念了其夸张的“放松化”呈现，“五岭”只是“细浪”，“乌蒙”肖似“泥丸”，作为天阻的“金沙江”和“大渡桥”也仿佛只是在寻常的“暖”与“寒”中被东谈主体验。这种夸张式呈现，为的是炫耀“赤军”将万水千山视若“松驰”的精神意境。山水的缩微化，反衬的恰是“东谈主”的强盛，相似呈现的是东谈主涵纳天地、胸宇世界的宏阔主不雅世界。这个“东谈主”已是某种凌驾于天地之上的“巨东谈主”。

从1935年至1959年，毛泽东诗词形成了另个创作阶段。变化发生于1935年创作的《念奴娇·昆仑》，浩大的是出现了“古”与“今”的时刻对比，同期突显了“东谈主间”这要素，并以“换了东谈主间”作为其主要叙述主题。“今”这时刻维度的出现，标明的是种创造新世界的强烈愿望，这也与这时段中毛泽东成为共产党袖，抗日战役息争放战役，竖立新，接着进行社会宗旨开辟等的窜改史事件和历史形式密切联系。从《念奴娇·昆仑》中“而今我谓”，《沁园春·雪》中“数风骚东谈主物，还看今朝”，《七律·东谈主民解放军占南京》中“虎踞龙盘今胜昔”，《浪淘沙·北戴河》中“荒僻秋风今又是，换了东谈主间”，《水调歌头·游水》中“神女应恙，当惊世界殊”，《七律·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直到《七律·到韶山》中“敢教日月换新天”，这阶段的诗词具有相似的立场，都是在“今”与“昔”的对比中书写“东谈主间”的变化。在辞章结构上，基本上是上阙写“昔”（旧），下阙写“今”（新），而发生巨大变化的主体，则是“东谈主间”。在《念奴娇·昆仑》中，“东谈主间”是在昆仑山的视点中呈现出来的，但到1958年的《七律二·送瘟神》则是“东谈主间”改变了天地，“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山水”（天地）与“东谈主间”关系的调养，恰是新创造新社会在毛泽东诗词中的直不雅呈现，不错将这个阶段的主题玄虚为“换了东谈主间”。

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参加寰球游园大会，同各族东谈主民会面（1958年）

在这种拨乱反治的变化中，另种“属东谈主”形态即神话外传中天上的“”也被召唤出来，并从他们的眼中看出“东谈主间”的变化。如《水调歌头·游水》中的神女，《蝶恋花·答李淑》中的嫦娥与吴刚，《七律二·送瘟神》中的牛郎和《七律·答友东谈主》中的帝子。神话东谈主物的出现，活生生地演绎出“天”的视点，因为恰是这些“天上”的在鸟瞰这“世界”的东谈主间。这也不错再次看出“天”“地”“东谈主”的三重时空维度所构造的天地不雅，尽头是从种间离的天地视点姿色“东谈主间”变化的特视景。也就是，只消在“天”与“东谈主”“世界”与“东谈主间”的关系视野中，才能宏阔地姿色出新东谈主间社会的巨大变化。

但在这个阶段，虽然以“换了东谈主间”作为主题，不外“天上”与“东谈主间”的分隔如故十分昭彰的，东谈主虽然纠正了东谈主间和天地，但如故存在“东谈主”“神”之别。而到了1959年之后的三阶段诗词中，“天”与“东谈主”就不再有分别，或者说“东谈主”占据了“天”的位置，并形成了比“江山”阔大的真确具有“世界”视野的天地空间联想。

傅抱石《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词意》（1964）

这种不错玄虚为“东谈主与天皆”的三个阶段的创作特质，汇集表咫尺从1959年的《七律·登庐山》直到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面，“世界”的空间维度其宏阔，越了般“”视野中的“江山”（或“江山”），而呈现为现代的天地、星球景不雅。在1958年的《七律二·送瘟神》中次出现了“地球”与“河汉”的天地联想，“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远望千河”，用以姿色时刻荏苒。这种对日常时刻和历史变迁的抒发式，如斯的异，它联想东谈主在每天渡过的时刻，就是地球自转天，在天地中行走了“八万里”，而东谈主也因此在地球上巡缉了天上数的银河。这里借用了神话外传中天上的视点，却越了天上与世界的分界，将种奇特的天地联想融入了日常生计的时刻中，并使东谈主们对日常时刻和空间的体验相对化了。了得的是《满江红·和郭沫若同道》（1963）中的空间联想“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和时刻联想“万年太久，只争早晚”。地球被放松为“小小寰球”，而真确的窜改者的世界，则是“四海翻滚云水怒，五洲颤动风雷激”。与天地的“万年”比拟，东谈主间的“早晚”虽然其瞬息，但窜改者却是连这么瞬息的时刻也倍加帮忙。

这种天地时空的联想，紧密地推测着这时期毛泽东诗歌创作两个相背相成的主题，就其批判的面是“反帝反修”，就其祈望的面则是“世界窜改”。这窜改越了作为民族国的，而在真确的全球、世界视野中伸开，由此，“天地”取代“江山”（“江山”）成为联想世界的大载体。同期，也出现了反差对比大的两种预料序列，比如标记预料是“梅花”与“苍蝇”（《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譬如预料是“鲲鹏”与“蓬间雀”（《念奴娇·鸟儿问答》）。但故意味的是，“东谈主间”这形象却相对化甚而弱化了。这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职守苍天朝下看”所见的“东谈主间城郭”，“战火纷飞，弹痕随处”，吓倒了“东谈主间”的“蓬间雀”。从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眼中看来，“蓬间雀”是其轻微的存在，但在这么的“天地”联想中，大与小之间的大反差对比，突显是与鲲鹏处在同视点、由天上往东谈主间看的抒情主体。在这个与鲲鹏样浩荡的抒情主体视野中，除了“崇”的意境，难以看到“东谈主间”的真确存在。

随机不错说，到了三个阶段的毛泽东诗词中，“世界”代表的是越了“江山”国族鸿沟的真确“世界”视野，在抒情主体“与天同”的视点中，其“东谈主间”特似乎变得越来越弱化，不再具有肉身警戒的可感内涵。同期，这抒情主体的视野充塞所有这个词天地，成为对的历史意志的化身，因此，也就有《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致联想。

傅抱石 《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道>词意》 （1964）

如果将毛泽东诗词中“天”“地”“东谈主”的三重空间维渡过火三个创作阶段中“天东谈主之际”的演绎变化合座地关联起来看，有两个问题需要作念入推测：其是三重空间维度构造的，是毛泽东作为写稿东体与抒情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同期亦然他所创造的种“世界”联想。这种“世界”联想既具有传统“胸宇世界”的政主体的内在视景，也有现代窜改者“世界窜改”的崇意境。不错说，这透视世界的主体视景，是种“政化视镜”样的存在，即种政主体的主不雅安装。而毛泽东诗词旦传播开来，诗词中的这视景安装将产生可复制，它作用于读者的主体神情，并通过系列特时空预料体系，赋予读者种不雅察世界与自我的主体构造过火内在坚定。其政正在于，这个“政化视镜”召唤出来的不仅是文体的审好意思意境，是个奋发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诉诸履行行动的政主体。它既是“我”，又是“咱们”，既是个东谈主肉身的抒情者，亦然群体越政力量“东谈主民”的化身。因此，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这既抽象又具体可感的主体镜像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二，毛泽东诗词中在天东谈主关系的演绎中越来越突显的抒情主体，不错说具体地代表了毛泽东如何领会唯物与唯心、历史与意志的念念想内涵，尽头是以《矛盾论》《履行论》为代表的辩证法形而上学内涵。这是种“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阐发吗？它在何种道理上以何种式竖立起了自身的内在逻辑？

3、抒情主体的政视镜：“东谈主民”与“现代君王”

毛泽东诗词中的“东谈主”泄露为不同形态，有时是单数的“我”，有时是复数的“英雄”或“风骚东谈主物”；既是毛泽东主体形象的泄露，亦然作为政主体的“东谈主民”（“产阶”）的化身。不错说，这是种“个东谈主意志”，是种“集体意志”。而且与空间主体的“东谈主间”不同，这个抒情主体同期亦然诗词文本中个能破时空限制、具有大能动的行动主体。在阶段中，他涵纳天地、“胸宇世界”，二阶段中，他拨乱反治、重塑东谈主间，三阶段中，他充塞了所有这个词天地，成为世界窜改的历史意志的化身。这个主体形象不错在肉身的抒情个体和越的政主体之间调养，这既是毛泽东诗词特的审好意思意境的由来，亦然其不言而喻的政道理的生成机制。

与般山水诗画延续的文东谈主传统不同，毛泽东诗词的抒情主体弃取并漂流的是另种“世界”世界不雅的政主体联想传统。李的磋商提到，“鸟瞰世界”这种视觉果的形成机制，早源自帝的地处罚法：“的‘大统’很有传统，在行政率不及的古代，限定广大大地得有非凡的办法，君侦察是浩大着。他们的巡狩不光是‘查验服务’，还往往登名山、涉大川，在山头水边祭祀，叫‘望祭’。……而‘望祭’中，祭山比祭水浩大。名山是国土‘四望’中的制点，不错让东谈主有种‘登临出世’、‘与天皆’的嗅觉”[3]。所谓“岳镇海渎”[4]即是这种皇祭祀的居品。从这个面向，泄表示的是山水代表“世界”这世界不雅的种特的政线索。与般推测山水和世界的领会戒备“文东谈主”这群体的叙述不同，李关注的是“山水”代表“世界”的政源流，即其与皇权统的关系。不错说，如何领会“山水”与“世界”的关系，存在着以孔子为源流的文东谈主传统，和以秦皇汉武为典范的皇权传统[5]。李的推测并莫得纳入由魏晋文东谈主的玄学取向而形成的另种山水诗与山水画传统，而这种文东谈主传统往往是磋商界推测山水诗画的主要式。而毛泽东诗词的特在于，他虽然弃取了山水诗画的抒写形态，但遁入了士医不悦味的文东谈主传统，不错说他始创的是种政主体而非文东谈主主体的山水诗画形态。他重构的是以孔子为源流的儒学政的世界不雅，同期也并莫得侧目这种世界不雅与皇权之间的隐隐关系。

毛泽东手翰《沁园春·雪》

的例子是《沁园春·雪》在1945年的发表所引起的争议。这词的写稿时刻据验证是1936年2月。赤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当场东渡黄河去山西抗战，毛泽东路子陕西清涧县的袁村时写下了这词。但其发表却是在抗战完毕、国共内战行将启动的1945年，毛泽东代表共产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这是毛泽东次以公开法的身份出咫尺国统区的公众眼前。《沁园春·雪》即发表于此时。不错说，这词的发表与毛泽东在国统区的政亮相具有相似引东谈主注指标道理。《沁园春·雪》相似包含了毛泽东诗词的四个基本要素，但有所变异的是，这里莫得写“东谈主间”与“我”，而突显了“江山”与“英雄”的二元关系。边是壮阔的江山，同期江山也被作了女化的修辞呈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斯多娇”），而“英雄”则作为其“占有者”的形象出现。故意味的是，作家在历数历史上的英雄时，说起的是历史上的5位帝，“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华；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代天骄，成吉念念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些帝被视为“今朝”的“风骚东谈主物”意欲越的历史对象。因此，毛泽东的“帝”坚定很快成了争论的焦点。柳亚子曾想将毛泽东这词和我方的和词同期发表在中共掌管的大报《新华日报》上，但得不到允许，他这么牢骚说：“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殆从词中肖似帝吻，虑为意者责问之资”。这也可见其时掌管坚定形态宣传的共产党层的操心。其时国统区的《大公报》主编芸生则发表了《我对历史的种看法》文，并这么说：“近见今东谈主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以为我这篇斥守旧的述作并反帝念念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众东谈主碰面”，就径直点出“帝”坚定，并由此激勉国民党文东谈主对毛泽东的报复[6]。

23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出书的《毛主席诗词十九》的注解中作念出了回复，认为这词的主题是“反封建宗旨，批判两千年封建宗旨的个反动侧面”，而“数风骚东谈主物，还看今朝”指的并非他我方，而是“产阶”。但如何看待《沁园春·雪》中这种“世界”不雅，事实上并不是小问题。这里的要害问题是，如果说“国宗旨”者（“产阶”）的“江山”，也恰是“封建宗旨”者（帝将相）的“江山”，该如何辨析这两者的关系呢？这也正波及毛泽东诗词特的古今之辨立场，波及“马克念念宗旨化”如何辩证地对待历史传统的问题，波及如安在种长时段历史视野中窜改重构新的政主体和世界联想的问题。

毛泽东：《毛主席诗词十九》，文物出书社，1958年

从诗歌传统而言，毛泽东不绝的是诗词创作中“粗鲁派”传统，尽头是苏东坡与辛弃疾，同期融入的是湖南地域儒学的“经世”传统[7]。他对军事和地舆学问的谙习即是这种传统的种体现。也恰是在这里，毛泽东的“世界”世界不雅依然偏移了文东谈主传统而纳入了强烈的政坚定。从代表“世界”的山水空间的具体政意涵而言，这里存在着从朝国的疆域到现代民族国土的调养。《沁园春·雪》中的“长城”与“大河”（黄河）作为中华英才的标记，昭彰是种现代民族宗旨政坚定构造的居品。而在野国的“世界”视野中，“江山”所代表的不外是帝的专有物“普天之下莫非土”。因此，在现代的构造历程中，漂流传统山水亦然塑造现代民族招供坚定的种浩大式。帝河山的“岳镇海渎”变成了现代与中华英才的民族共同体的标记，而“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则成为了“中华英才”“先人”的化身。这也恰是从朝国漂流为现代民族国的历史延续的种体现。尽头是《沁园春·雪》写稿并发表于“民族统阵线”战略主的抗战时期，民族宗旨成为彼时政浩大的坚定形态，这随机亦然毛泽东在这词中阐发出了如斯浓烈的民族坚定的起因。而到了写稿《满江红·和郭沫若同道》《念奴娇·鸟儿问答》等的1960年代初期，以“反帝反修”与“世界窜改”作为创作东题的作品中，其“山水”与“东谈主间”预料都越了民族国的联想鸿沟，而成为“普天之下”的“世界”标记。但也恰是这漂流，回到了“世界”这古典地舆视野和政视野的底本涵义。正如铭铭、赵汀阳等的磋商炫耀的那样，“世界”本人即是古典的“世界”联想，其视野鸿沟不限于“”的国鸿沟，而包含了从“中心之国”起程所形成的“齐心圆”世界联想。这种世界不雅与朝贡体制起，构造了朝国时期的“世界体系”[8]。由此，从民族宗旨的“江山”（与之对应的是“东谈主”）到宗旨世界窜改的“世界”（与之对应的是“窜改者”），炫耀的是抒情主体政联想的不同轨制形态和历史情境。

值得珍重的是，毛泽东诗词中具有肉身形态的越政主体，同期触及的亦然现代社会代表政的种演示形态，蕴含着值得探究的政表面内涵。这既是“个东谈主意志”也代表了“集体意志”的抒情主体形象，充分地炫耀出了毛泽东作为政袖的特。李这么写谈：“毛主席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东谈主民在广场上喊‘毛主席万岁’，地动山摇；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喊‘东谈主民万岁’，响彻云霄”[9]。在这里，“东谈主民”与“毛主席”、“六亿神州”与“舜尧”之间的对位与关联，比起名义的“帝坚定”触及到了现代政的中枢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下昼3时，中华东谈主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恢弘举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意大利马克念念宗旨表面葛兰西曾这么界定“政”的基本涵义：政的“要素就是的果然确存在着统者与被统者、袖和被者”，“所有这个词政的科学和身手都竖立在这个原始的、（在某些渊博条款下）不可化约的事实的基础上”。从这个事实起程，基本的政问题就是辩论，“东谈主们若何才能（在指标定的情况下）以有的式进行统，因而若何才能以佳的式培养统者（而这碰劲就是所有这个词政的科学和身手的步），以及另面，若何才能找到繁芜力量小的路子，也就是能够确保被统者和被者顺从理的理的路子”[10]。在这道理上，葛兰西指出，政党恰是现代社会的“君王”——“从存在着袖和被者、统者和被统者这个原则起程，不错细则的是，到咫尺为止，‘党’直是产生袖和作用的适的法”[11]，“现代的新君王主东谈主公不会是作为个东谈主的英雄，而只但是政党。这意味着，在不同期期，在各民族不同的里面关系中，这个特定政党将竭力于于奠定个新式的国”[12]。

以“君王”来譬如或标记现代政的集体意志，源自意大利政表面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书。他用“君王”来譬如现代民族形成的“集体意志”的化身，“阿谁君王其实并莫得在历史现实中存在，他不是径直客不雅地出咫尺意大利东谈主民的眼前，而是个纯表面的抽象，个袖和念念想的标记”[13]。尽头故意味的是，马基雅维利是在君王、东谈主民、贵族的三元关系中探讨现代民族国集体坚定的形成，其中“君王”径直和“东谈主民”取得推测，并代表“东谈主民”而和形成民族分裂的“贵族”相抗衡。其中的段话意味长并常被援用：我想，个身居卑位的东谈主，勇于探讨和招引君王的政务，不应被行为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景色画的东谈主们，为了进修山峦和地的质便侧身于平原，而为了进修平原便居山顶样，同理，地相识东谈主民的质的东谈主应该是君王，而地相识君王的质的东谈主应属于东谈主民。[14]

毛泽东和孩子们在起（1954年）

如果毛泽东能读到这段话，随契机心有戚戚焉吧。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政汇报《对于正确处理东谈主民里面矛盾的问题》中列举了社会的许多矛盾，其中，他尽头强调的是“同被”、党与东谈主民寰球之间的矛盾，进而惨酷东谈主民寰球从外部月旦可能犯轻佻的党的职权。正如磋商者所指出的，这里事实上惨酷了种肖似的三元关系：“如果东谈主民寰球不错解放地月旦个有可能在念念想上、政上走入邪道的政党，那么，除了毛泽东我方除外，谁是终为‘东谈主民寰球’言语的东谈主呢？”毛泽东“与寰球的关系是任何东谈主也比不了的。如果‘东谈主民寰球’要言语，那么很清晰，毛泽东就是他们隆起的代言东谈主”[15]。

从这么的政念念考角度来说，毛泽东诗词中阿谁视野宏阔的抒情主体形象，事实上也不错说是“东谈主民”这政主体内在视镜的呈现，而其外皮的肉身形态，则是个胸宇“世界”（“世界”）的“现代君王”形象。“君王”在这里既是修辞，亦然标记。由此，才有了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送瘟神》）这经典表述。这也不错说是产阶窜改和社会宗旨的政主体“东谈主民”，在毛泽东诗词中种别样的诗化抒发，由此也形成了东谈主民政与毛泽东、毛泽东诗词之间的种非凡关联式。辩论到毛泽东诗词在现代社会（乃至世界窜改阵营）产生的巨大政果，也不成不说这是种现代社会代表政的另类履行形态。这不错看作是在现代政党政出现问题的情境下，种探索代表与被代表、袖与被者之间关系[16]的历史形态。如何看待这种政履行，既不堕入“个东谈主崇尚”，也不浮浅地将其斥为“帝坚定”，葛兰西惨酷了个浩大的原则：“成为袖的根柢前提是：东谈主们是欢快永远都有统者和被统者呢，如故欢快创造条款，去抹杀存在这种辩认的要？换言之，东谈主们是从东谈主类永远存在辩认的前惨酷发呢，如故深信这种辩认只是与定条款相适当的历史事实？”[17]这随机亦然探讨毛泽东过火诗词与现代东谈主民政履行时需要超过念念考的问题。

毛泽东侦察国营南京线电厂（1956年）

4、天东谈主之际的窜改辩证法形而上学

毛泽东诗词突显抒情主体，并在天东谈主关系中强调“东谈主”的意志，不错说是毛泽东窜改履行的政形而上学在文体上的直不雅呈现。毛泽东的政立场尤其是晚年政履行的特质，常被玄虚为某种“唯意志论”，即尽头突显“意志”和“文化”在窜改政履行中的位置。

这面磋商入且影响通常的文章，值得提的是好意思国历史学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念念想的形而上学透视》。这本书认为，“团结毛泽东生的沿途形而上学，就是他处理历史与意志矛盾的辩证法”。与般侧重从毛泽东窜改履行、表面不雅念或政念念想发展等角度伸开的磋商不同，魏斐德进修的是毛泽东念念想的“学问环境”，从毛泽东采纳的念念想资源、文化传统的角度来探索这问题。全书以三个中枢观念即“乌托邦宗旨”“解放”“然”勾画出了毛泽东念念想的学问谱系，并由此解释毛泽东从1950年代后期启动日趋激进化的内在念念想逻辑[18]。如磋商者的评价，魏斐德这本书“强调的主若是毛泽东窜改为马克念念宗旨者之前的视力。而且，作家认为这‘学问环境’影响了毛泽东的生，尽头是影响了毛泽东的晚年”[19]。但值得珍重的是，魏斐德如实揭示出了毛泽东念念想中的中枢形而上学要素，尤其是“历史”与“意志”“然”与“解放”的辩证关系以及“乌托邦宗旨”的历史不雅。这里试图超过推测的，是毛泽东念念想的这特质在他的诗词创作有为清晰的呈现，二是由其诗词中的“天东谈主之际”入地探索毛泽东的辩证法形而上学。这辩证法形而上学昭彰与传统念念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如果仅将其视为传统文化的影响，疑也低估了毛泽东作为个马克念念宗旨者的念念想特。不错说，仅就辩证法形而上学本人，亦然毛泽东念念想古今之辨的另种呈现。

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念念想的形而上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03年

毛泽东念念想的形而上学基础疑是唯物宗旨辩证法，尽头是辩证法。特里尔将毛泽东称为个有“辩证法癖好”的东谈主，何况和魏斐德、施拉姆等东谈主样，他强调这种倾向与传统念念想的关联[20]。但在毛泽东的念念想线索中，对辩证法的探讨是他竖立我方作为马克念念宗旨表面的早先。对他而言，探讨马克念念宗旨表面就是磋商唯物宗旨辩证法。这个时刻的早先是1937—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耕作唯物宗旨辩证法，自后印成《辩证法唯物论（耕作提纲）》，1950年代初期看重发表的《履行论》与《矛盾论》是其中的浩大部分[21]。这亦然毛泽东形而上学念念想的浩大文章。1957—1965年是毛泽东发表诗词并插足创作三个峰期的时段[22]，亦然毛泽东再次汇集阅读马克念念宗旨表面文章，并力争从新探讨唯物宗旨辩证法问题的时期。

1957年，他针对苏联形而上学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形而上学辞书》，月旦其中的“玄学”式结论，比如“像战役与和平、金钱阶与产阶、生与死等等阵势不成是同的，因为它们是根柢对立和相互摒除的”，进而惨酷马克念念宗旨对于“同”观念的领会应了得“在定条款下相互漂流”这质。恰是基于对“同”形而上学鸿沟的念念考，他完成了《对于正确处理东谈主民里面矛盾的问题》这讲话，强调区分“阶层矛盾”和“东谈主民里面的矛盾”，以及两种质的矛盾在定条款下漂流的可能[23]。1965年，毛泽东曾倡议并组织陈伯达、胡绳、田英等党内“秀才”们为《共产党宣言》等六本马列经典文章“写序，作注”，这蓄意因“文革”的发生而中断。但毛泽东对于马克念念宗旨表面的念念考也在这时期些批语和讲话中阐发出来，其中浩大的是对于辩证法形而上学的从新念念考。他尽头了得了个中枢不雅点，即马克念念宗旨辩证法根柢的规则就是“对立统规则”，而申辩了黑格尔辩证法“三大规则”以及斯大林“四大规则”的说法：“辩证法只消个规则，就是矛盾的规则”，“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作为唯物辩证法根柢的规则，离开矛盾的对立统来谈什么表示、发展和推测，就不是真确唯物辩证法的不雅点”[24]。施拉姆提到，1950-60年代之交，毛泽东事实上惨酷了种新的辩证法形而上学，即“细则申辩例律”。与黑格尔辩证法“申辩之申辩”不同的是，这里强调的是“申辩的东西能窜改为细则的东西，或者说，某种包含许多申辩身分的形势，是在种被称之为‘细则’而不是（申辩之）‘申辩’的变化历程中，漂流为种新的有发展前途的形势”，它所激勉的是“不停变化和意志的作用”[25]。

毛泽东在念书（1960年）

从1930年代耕作辩证法唯物论到1960年代强调“对立统规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柢规则，这其中以贯之的是毛泽东对辩证法形而上学的爱好。昭彰，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在与马克念念宗旨辩证法的对话关系中形成并惨酷的。这里的要害问题，并不在于毛泽东是否脱离了马克念念宗旨甚而黑格尔宗旨而回到了传统念念想，如魏斐德、施拉姆、特里尔等东谈主强调的那样，而在于毛泽东对“矛盾论”的强调在何种道理上不同于黑格尔宗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斯大林宗旨化约论）。

在这面，法国马克念念宗旨表面阿尔都塞的磋商随机具启示。阿尔都塞反对般地将马克念念宗旨形而上学基础领会为经济基础决定表层建筑的化约论，而惨酷了“多元决定”这重好像念，其中“个要害的念念想资源来自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诠释的矛盾非凡和不屈衡观念”[26]。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先惨酷了矛盾的渊博问题，即“矛盾存在于切事物的发展历程中”“每事物的发展历程中都存在着原原委委的矛盾表示”“莫得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莫得矛盾就莫得世界”[27]。同期又强调了矛盾的非凡，即“切个都是有条款地暂时地存在的，是以是相对的”[28]。这也就意味着述为天地内容存在的，不是什么本质宗旨的发祥，而是种不屈衡的关系存在。比如他区分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面和次要面，都是这么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非“本质”的存在。恰是模仿这论点，阿尔都塞区分了“阐发因果律”和“结构因果律”。前者是黑格尔式辩证法的特质，竖立在“阵势”与“本质”二元关系基础上，将所有阵势都看作是“个统的内在本原”的反应。但阿尔都塞说：“咱们在现实中永远遇不到单纯的浮浅（不论是浮浅的本质或浮浅的鸿沟），而只是碰到复杂的、有结构的历程，只碰到存在和‘具体’”。恰是这个根柢原则“才驳倒了黑格尔矛盾的母型”，这亦然他惨酷“结构因果律”的原因[29]。阿尔都塞这么从新阐释了毛泽东的“矛盾论”：“‘矛盾’是同所有这个词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款和制约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里面受到各式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项表示中既章程着社会形态的各面和各域，同期又被它们所章程。咱们不错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30]。这随机接近毛泽东对于矛盾的不屈衡作为种关系而非本质存在的领会式。

毛泽东在庐山（1961年）

毛泽东矛盾论的另浩大内容是推测“同和斗争”。“同”表咫尺两面，其是“互为存在的条款”，其二是相互漂流，即“切矛盾着的东西，相互推测着，不但在定条款下共处于个统体中，而且在定条款之下相互漂流，这就是矛盾的同的沿途道理”[31]。同期又说，“同是有条款的、相对的”，而“斗争是条款的、对的”，“有条款的相对的同和条款的对的斗争相结，组成了切事物的矛盾表示”[32]。与之联系联的，则是“反抗”和“漂流”。毛泽东认为“反抗”“是矛盾斗争的种体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切体式”[33]。如果说矛盾的不屈衡是毛泽东领会天地的种内容论式的相识论，那么矛盾的同和斗争则是他领会切变化的基础表面，是窜改履行中的中枢问题。

5、“万年太久，只争早晚”

纵不雅毛泽东念念想，不错说“反抗”是多种矛盾斗争中强烈的体式，而“漂流”则是矛盾关系和矛盾要素中渊博不屈衡的具体阐发。恰是对“漂流”的强调，使得“意志”和“文化”在窜改履行中赢得了比“历史”与“经济”浩大的位置。毛泽东在1950-60年代惨酷唯物辩证法就是“矛盾的对立统规则”，事实上并莫得偏离他在《矛盾论》中惨酷的形而上学念念想。用“对立统”的关系存在姿色天地，是其面（在此“质料互变”亦然种矛盾里面关系），另面则是“对立”和“统”的漂流过火可能。但东谈主们很少推测的，是毛泽东是将矛盾论作为种“天地不雅”而惨酷的，也就是说，辩证法不仅作为种客不雅规则存在，是东谈主们相识客不雅世界的法，是种相识论；另则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与“履行论”同期惨酷的，他将履行论即“从感相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相识，又从理相识而能动地指窜改履行，纠正主不雅世界和客不雅世界”，看作是辩证唯物论的“沿途相识论”和“知行统不雅”[34]。因此，如何领会矛盾论，履行上需要放在履行历程中来加以相识。这也就是说，矛盾论的天地不雅是履行者在履行历程中的种内在政视野。在履行的历程中，如何相识多元决定的矛盾不屈衡关系，如何领会矛盾要素的漂流，这是作为履行主体的“东谈主”在履行历程中的内在视野。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将“历史”与“意志”“天”与“东谈主”的关系，甩掉在政主体的内在视野与其社会履行之间的关系中加以进修。汪晖在探讨“政”的涵义时，将其视为种主客体统的存在，也就是种政步履的伸开须是将推测世界的表面相识漂流为政主体的内在视野，同期通过政主体的履行步履才能使表面与履行统起来[35]，推测的问题也与此临近。由此来看待毛泽东诗词中的天东谈主关系，真确的问题并不是“唯意志论”的问题，而是这种政主体的内在视野在现实政履行中的和用问题。

毛泽东诗词中的天东谈主关系，先要坚定到这是种矛盾的统体，也就是两者都组成了对存在的依据，并存在着相互漂流的可能。“天”并不是个“东谈主”除外的对客不雅存在，而是在“东谈主”的行径与坚定中的存在物。毛泽东曾在1964年这么解说“天若多情天亦老”中的“天”：“与东谈主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殒命。天是天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天然界、东谈主类社会，样有发生和失足的历程。社会上的阶，有兴起，有失足”[36]。这里值得珍重的有两点，是毛泽东区分了“天然界”和“东谈主类社会”，另是他认为天然界也如同有机体样有其发生和殒命的历程。但区分“天然界”和“东谈主类社会”，并不是说“天然界”是东谈主类社会除外的存在，要害是，当天然界被相识为“天”的时候，它就依然是东谈主类社会视野中的存在物了。这就正如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之“结构”的推测，“限的长时段（即不朽的历史的时段）不可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离开东谈主类社会的行径与坚定，“天然界”是“不存在”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天然界”和“东谈主类社会”是个“矛盾的统体”，因此“天”老是“东谈主”视野中的“天”。当它被泄露为“天”的时候，它就依然不再是阿谁东谈主类坚定除外的简陋之物，而是种“东谈主类社会”中的存在。从这么的角度，“天若多情天亦老”“东谈主生易老天难老”中的“天”，都是东谈主的社会坚定中的存在物。

毛泽东在火车上看《巨匠电影》（1962年）

其次，毛泽东认为天然界、东谈主类社会都有其发生和殒命的历程，也就是存在着属于它们自身的时刻。但正如天然界与东谈主类社会是矛盾统体，天的时刻也需要在东谈主的坚定中才有道理。这两种时刻的对立统关系，履行上是领会毛泽东辩证法形而上学的中枢所在。毛泽东诗词中与此联系的了得例句，是《满江红·和郭沫若同道》中的“万年太久，只争早晚”——“万年”是“天”的时刻，与之比拟，东谈主疑是轻微而瞬息的。但对“东谈主”来说，生命虽然瞬息却有限的可塑，并不错通过东谈主类共同体的传承而越我方的有限，由此，“早晚”都是有道理的。从东谈主的视角，“万年”是缺乏道理的，但东谈主恰是通过“只争早晚”而将“万年”的“天”漂流成属东谈主的存在。与之联系的另个例子是毛泽东对于“愚公移山”的阐释。屋太行山之大是出东谈主力的“天”的存在，但愚公果决的意志，并通过“祖祖辈辈穷匮也”的力量，使得点滴的移山行动变成有道理的历史步履。也恰是在这么的时刻辩证法中，“东谈主”不错纠正“天”，“东谈主”的坚定也不错占据“与天同”甚而比“天”的视点。通过这么的时刻辩证法，完成的是天东谈主对立关系的调养，即“东谈主能胜天”。

要害问题在于，这种矛盾关系的漂流是否存在限制？这就波及毛泽东对于“唯物”的领会。事实上，在毛泽东的形而上学叙述中，他多地谈到的是“漂流”而不是漂流的限制。其中盛名的是《矛盾论》中惨酷的“社会坚定对社会存在的副作用，表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副作用”的联系叙述[37]。毛泽东偏向于强调社会坚定、表层建筑的作用，虽然这是在定条款下（即“当着”）惨酷的。他关注的要点昭彰不在条款的限制，而在条款的可能。“物资决定精神”是在“总的历史发展”视野中才成为对的，而毛泽东关注的是这总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坚定副作用于物资的数霎时的可能（“只争早晚”）。这里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的问题，其是抽象地总体地推测“精神”“坚定”“表层建筑”的作用是否是限的，从而用“物资世界”的限制来强调东谈主类所作为的处境；另是对物资世界的纠正弥远是“东谈主”的履行步履，也就是物资世界须经过“精神世界”才能成为论是作用如故副作用的对象，因此，任何“纠正世界”的步履都然通过“坚定”“精神”“表层建筑”而发生作用。在前层面上，东谈主的能动是从属的二位的，而在后层面上，东谈主的能动是对的。只消在在后层面即政履行的主体视野中，“坚定”才是主要的身分。由此，毛泽东在“总的历史发展”视野中细则物资对精神的限制，并不是去政化地申辩社会坚定的作用，而是突显东谈主纠正世界的履行所需濒临的个基本前提，即“天”（物资）的客不雅。在这个道理上，东谈主的“申辩”精神亦然种“自我细则”。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1965年）

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毛泽东的辩证法形而上学强调的是后种情况。他诗词中的天东谈主漂流，并不是在说“成事在东谈主”的事实，而是“东谈主能胜天”的意志。这种意志是种政履行历程中履行主体的内在精神。浩大的是，他诗词中的“东谈主”并不成领会为种个东谈主存在。个体的东谈主是有限的，“个东谈主时刻”只但是历史中的种事件存在。而纠正世界的东谈主，须是越的“东谈主民”这政主体，通过种群体或集团的“社会时刻”（“祖祖辈辈穷匮也”）来创造历史。这里的真确问题并不在唯意志论或东谈主能否胜天，而在这种历史的意志与东谈主的能动能否被组织为种有的政构想，并在多元决定的“形式”中能动地创造属于特定时期的历史。“意志”须充分地历史化才能是有履行力的东谈主民政意志，而不是垄断安定的个东谈主意志。而“只争早晚”也只消在“万年”的宏阔视野中才能体现其道理，并由此改变天的存在式。这随机才是真确道理上的“漫长的窜改”，亦然毛泽东诗词中“天东谈主之际”的窜改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实质涵义。

注视

[1] “倚天抽宝剑”这预料，在周振甫的注解中，化用了三个典故，是宋玉的《大言赋》，“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正派，倚天除外”；是李白的《大猎赋》，“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天地噫兮增雄”；是辛弃疾的《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周振甫并这么解说：“以上三处都讲剑是倚天，这里却改成东谈主是倚天，这就了得了东谈主物的大形象”（《毛泽东诗词观赏》，75-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2] 黎之：《文学界风浪续录》，315页，北京：东谈主民文体出书社，2008年。

[3]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的大视野》，19页。

[4] 推测“岳镇海渎”的姿色，参见李：《岳镇海渎考——古代的山川祭祀》，收入《念念想舆图——地舆大视野》，107-150页。

[5] 参见李：《周行世界——从孔子到秦皇汉武》，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6] 黎之：《文学界风浪续录》，315-316页；另见木山英雄：《东谈主歌东谈主哭大旗前——毛泽东时期的旧体诗词》，八章“《沁园春·雪》的故事——诗之毛泽东阵势，附柳亚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7]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学问群体互动的比较磋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好意思】裴士锋：《湖南东谈主与现代》，黄中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2015年。

[8] 联系叙述参见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东谈主类学再构念念》北京：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2008年；赵汀阳：《世界体系——世界轨制形而上学论》，北京：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11年。

[9] 李：《念念想舆图——地舆的大视野》，41页。

[10]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王论》，17-18页，陈越译，上海东谈主民出书社，2006年。

[1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王论》，18页，陈越译。

[12]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王论》，23页，陈越译。

[13]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王论》，2-3页，陈越译。

[14]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王论》，1-2页，潘贵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15] 【好意思】莫里斯·梅斯纳：《马克念念宗旨、毛泽东宗旨与乌托邦宗旨》，151页，张宁、陈铭康等译，北京：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05年。

[16] 如何看待现代政党与现代政的代表机制，可参阅汪晖：《去政化的政、霸权的多重组成与六十年代的隐藏》（《绽开时期》2007年2期），《代表断裂与“后政党政”》（《文化纵横》2013年1期）。

[17]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王论》，18页，陈越译。

[18] 【好意思】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念念想的形而上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03年。

[19] 【好意思】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念念想的形而上学透视》，7页。

[20] 【好意思】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06年；【好意思】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念念想》，田松年、郑德等译，北京：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05年。

[21] 日本学者竹内着实《对于〈矛盾论〉的原型》文中，对1952年看重发表的《矛盾论》与《辩证法唯物论（耕作提纲）》的发表过火与艾念念奇的《辩证法唯物论磋商提纲》的关系等，作念了颇为细腻的考辩（收入《毛泽东的诗词、东谈主生和念念想》，394-425页）。

[22]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271-273页，北京：东出书社，2014年。

[23] 陈晋：《毛泽东阅读史》，197-199页，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24] 陈晋：《毛泽东阅读史》，214-216页。

[25] 【好意思】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念念想》，161页。

[26] 刘康：《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遗产：辩证法的问题式、另类现代以及文化窜改》，收入【好意思】阿里夫·德里克、【好意思】保罗·希利、【澳】尼克·奈特主编：《毛泽东念念想的批判透视》，194页，张放等译，北京：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15年。

[2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280页，北京：东谈主民出书社，1968年版。

[2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294-295页。

[29]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念念》，191页，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30]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念念》，89页。

[3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302-304页。

[3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307页。

[3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308页。

[3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273页。

[35] 汪晖：《去政化的政、霸权的多重组成与六十年代的隐藏》，《绽开时期》2007年2期。

[36] 周振甫：《毛泽东诗词观赏》，270页。

[3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300页。

原文连续：贺桂梅｜重读毛泽东诗词（“文艺争鸣”公众号 2023-12-26）东方预应力钢绞线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