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一词当下的猥琐盾牌辩解解析

作者：赵润会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公共话语场域中，“抹黑”一词已从最初指向恶意丑化、蓄意造谣的中性表述，异化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猥琐盾牌”。当理性的经济数据分析触碰发展叙事的乐观预设、尖锐的社会问题审视触及治理短板的敏感神经、对传统文化的审慎反思挑战固化认知、历史研究的多元解读突破单一结论，这句轻巧的“你在抹黑”便会如魔法般祭出。它瞬间筑起一道意识形态的防火墙，将本应聚焦的“技术探讨”“问题本质”偷梁换柱为“爱国与否”的道德审判，不仅成功规避了对其不利的事实与逻辑，更将批评者置于“不爱国”的原罪之下，使其陷入百口莫辩的舆论困境。这面“猥琐盾牌”的频繁挥舞，尤其在涉及“粉红叙事”（此处指一种不容置疑的、过度简化的正面宣传与情感投射）的辩论场域——从经济数据争议到中医存废讨论，再到历史事件诠释——暴露了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一下将从思想意识、道德政治诉求、人格特质等维度，结合典型案例与专家学者观点，深入解析这一现象，揭露部分人以“抹黑”为工具进行政治投机与小人做派的行径，最终指向对这种猥琐思想、心态与人格的批判。

一、思想意识的惰性：鸵鸟心态与认知闭合的“舒适堡垒”

“抹黑”指控的泛滥，首先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惰性。这种惰性表现为对复杂现实的简化认知、对批判性思维的本能排斥，以及对“永恒正确”叙事的路径依赖。持这种心态者，将“国家/民族的形象”想象为静态、完美、不容置喙的神圣整体，任何局部的瑕疵呈现、动态的问题暴露、客观的负面描述，都被视为对这一整体的“玷污”与“冒犯”。

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为此提供了精准注脚：当个体面临与原有认知（如“祖国一切都好”“发展毫无短板”）相矛盾的证据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进而倾向于通过拒绝新信息、贬低信息源或标签化信息发布者等方式，快速恢复认知平衡。“抹黑”指控正是这种机制的极端体现——通过将批评者直接定性为“别有用心”，个体无需直面认知失调的痛苦，无需反思自身认知的局限，即可轻松维持“完美叙事”的幻觉。这种心态构筑了一座密不透风的“舒适堡垒”，堡垒内是无需反思的赞歌、同质化的认同与虚假的安全感，堡垒外则是被妖魔化的“抹黑者”与被刻意回避的“负面现实”。

思想意识的惰性更体现在对“反思”本身的深度恐惧。反思意味着承认不完美，意味着可能需要打破既有认知、调整行为模式，这对于习惯了线性进步叙事和集体荣誉感裹挟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威胁。“粉红叙事”往往将理性反思与“自轻自贱”“崇洋媚外”“不爱国”强行绑定，从而从根源上扼杀了社会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可能。正如学者许知远所言，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自嘲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在“抹黑”的大棒下早已荡然无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惰性还与“认知闭合需求”紧密相关——当复杂事件缺乏即时、完整的官方信息披露时，部分人会急于寻求确定性答案，甚至不惜用“抹黑”标签简化复杂问题，以填补信息真空带来的焦虑，就像于某某坠亡事件中，部分网友放弃对事实的等待，转而用“海龟汤”式的脑洞拼凑“黑幕”，将理性追问斥为“抹黑相关方” 。这种认知上的“懒政”，最终导致公共讨论沦为立场对抗，而非真相探寻。

二、道德政治诉求的工具化：爱国主义的异化与话语霸权

“抹黑”不仅是思想惰性的产物，更是道德政治诉求被工具化的典型表现。它将“爱国”这一崇高的道德情感异化为攻击异见的武器，将“政治正确”转化为不容挑战的话语霸权，在公共空间中制造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舆论生态。

近代以来的不少草书大师，如于右任、林散之、启功、沙孟海等，都学过岛国“草圣”卷菱湖的一幅字，并通过这幅字上追晋唐，它就是《大草千字文》。卷菱湖本名池田大任，1777年生于越后国（今新潟市），19岁赴江户拜师，临摹二王、褚遂良、张旭、怀素、空海、藤原行成等人法帖。

（一）爱国主义的异化与政治投机的温床

正常的爱国主义，既包含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更包含对国家发展的理性关切与积极推动，其中必然蕴含对问题的清醒认识与改进诉求。但当“爱国”被简化为“不允许任何批评”，“批评”被粗暴等同于“抹黑”，“爱国”便彻底沦为排他的、非理性的情感宣泄和政治站队工具。政治学者刘擎曾深刻警示，这种“爱国的专制”比“批评的混乱”更为危险，因为它窒息了社会自我更新的活力，让整个社会丧失纠错能力。

正是在这种异化的“爱国”旗帜下，滋生了一批精于算计的政治投机者。他们敏锐捕捉到“抹黑”指控的“政治正确”价值，将其作为攫取话语权、积累社会资本甚至谋取私利的核心工具，上演了一幕幕令人不齿的投机闹剧：

自媒体“爱国大V”：部分账号刻意筛选甚至编造“负面事件”，回避对问题本质的深入分析，仅凭碎片化信息或虚假线索，便高喊“这是境外势力抹黑中国”“这是别有用心者唱衰国家”，以此煽动公众情绪、收割流量红利。他们将严肃的公共议题异化为娱乐化的“立场表演”，用“怒斥抹黑者”的姿态换取点赞、关注与商业合作，本质上是借“爱国”之名行“逐利”之实，将崇高的爱国情感异化为流量生意。更有甚者，为了维持热度，不惜编造“被境外势力威胁”的戏码，将自己塑造成“爱国卫士”，进一步加剧舆论撕裂。

某些“专家”与“学者”：个别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或为迎合权力偏好，或为维护自身在体制内的资源分配（如课题申请、职称评定、学术资源获取），刻意将学术分歧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对经济数据的理性分析若不符合“乐观叙事”，便被斥为“唱衰经济”“抹黑发展成就”；对历史事件的多元解读若挑战“正统结论”，则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先烈”的帽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若触及部分人的情感底线，便被指责为“抹黑民族文化”。这种“学术投机”不仅违背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操守，更将知识界拖入“站队优先于求真”的泥潭，扼杀了学术创新的活力。

基层权力与“舆情维稳”者：在一些地方治理中，“抹黑”指控成为部分官员规避责任、压制民意的“挡箭牌”。当民众反映环境污染、执法不公、民生保障缺失等具体问题时，个别官员或部门不反思自身工作短板、不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将群众的合理诉求定性为“别有用心者抹黑地方形象”，进而采取删帖、约谈、行政处罚甚至诬告陷害等方式“平息舆情”。河南纪委监委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就有干部因不满同事提拔或对处理结果心存怨恨，编造虚假信息举报他人，将“举报”异化为“抹黑”工具，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种“以爱国之名行懒政之实”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地方形象”凌驾于民众福祉之上，是典型的政治投机与权力傲慢，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与干群关系。

（二）话语霸权的构建：从“道德审判”到“权力规训”

“抹黑”指控的本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话语权争夺”。指控者无需提供任何证据反驳对方的观点，只需抢占“爱国”的道德高地，宣布对方“动机不纯”，即可瞬间剥夺对方话语的正当性，甚至对其进行道德围剿、人身攻击与网络霸凌。这是一种典型的“诉诸人身”谬误，却被包装成“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让理性辩驳失去立足之地。

这种话语霸权的构建，遵循着“道德绑架”的经典逻辑——以崇高的道德名义，强迫他人接受单一立场，若不服从，则扣上“不道德”“不爱国”的帽子 。就像部分网友强迫明星捐款、强迫他人让座一样，“抹黑”指控也是用“爱国”的标准绑架他人的言论自由，将“是否认同我的观点”等同于“是否爱国”，严重侵犯了个体的表达权利。在这种霸权下，理性的声音被消音，多元的观点被压制，公共讨论的空间被极度压缩，最终形成“万马齐喑”的虚假共识。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指出，“话语即权力”。“抹黑”指控的滥用，正是权力通过话语规训思想的典型案例——它通过制造“沉默的螺旋”，让持不同意见者因恐惧被贴上“抹黑者”“卖国贼”的标签而选择沉默，最终实现对公共舆论的控制。这种规训不仅作用于普通民众，更渗透到学术、媒体等各个领域，让整个社会陷入“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能批评”的僵化状态。更可怕的是，这种话语霸权还会形成“逆淘汰”机制：敢于说真话、勇于提批评的人被边缘化，善于用“抹黑”标签投机取巧的人却平步青云，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良知与勇气被侵蚀。

三、“猥琐盾牌”的病理剖析：小人做派、猥琐思想、心态与人格

将“抹黑”作为盾牌的行为，堪称一种“极不正常的小人做派”。它既无直面问题的勇气，也无理性辩论的能力，更无尊重他人的胸怀，其所折射的猥琐思想、猥琐心态与猥琐人格，值得我们深刻批判与反思：

（一）猥琐思想：认知的贫瘠与逻辑的蛮横

持“抹黑”盾牌者，其思想资源往往极度贫瘠。他们缺乏对复杂事物的分析能力，拒绝深入探究问题本质，只能依赖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思维——将世界划分为“爱国/卖国”“抹黑/颂扬”“我们/敌人”两个极端，没有任何中间地带与灰色区域。其逻辑链条断裂且蛮横：从“A指出了B的问题”直接跳跃到“A意图抹黑B”，再无缝衔接至“A不爱国”，完全无视事实依据与逻辑推演。这种思想上的“短路”，钢绞线厂家使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理性对话，只能诉诸标签化、情绪化的语言进行攻击。

更严重的是，这种猥琐思想还表现为对真相的漠视与对复杂性的排斥。他们不愿承认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不愿接受国家发展必然伴随问题、传统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历史事件具有多元解读可能的客观事实，而是固执地坚守“完美叙事”，将所有与这一叙事不符的信息都视为“抹黑”。这种认知上的封闭性，使其永远停留在“自欺欺人”的层面，既无法实现个人认知的提升，也阻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猥琐心态：怯懦的防御与阴暗的算计

“抹黑”盾牌的使用者，其心态本质是怯懦的防御。他们深知自身所维护的叙事可能存在漏洞，所秉持的观点缺乏坚实的事实支撑，一旦面临深入质疑便会不堪一击。因此，他们不敢与批评者进行平等的理性辩论，只能选择用“抹黑”这一消极防御手段，通过攻击对方动机来转移视线，规避对自身观点的检视。这种心态就像面对强敌时不敢正面迎战、只能背后放冷箭的懦夫，毫无担当与勇气可言。

同时，这种心态中还夹杂着阴暗的算计。部分使用者清楚地知道“抹黑”标签的舆论杀伤力，刻意用它来打击异己、巩固自身地位：在职场中，将同事的合理建议斥为“抹黑团队形象”；在公共讨论中，将不同意见者打成“抹黑国家”，以此孤立对手、抢占优势；在权力斗争中，甚至捏造事实诬告陷害，将“抹黑”作为打击政敌的武器，就像焦作市康某某那样，为报复同事而安排他人举报“抹黑”，最终自食恶果 。这种算计让真诚的讨论异化为权力游戏，让公共空间充满了猜忌与敌意。

（三）猥琐人格：犬儒的投机与人格的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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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操弄“抹黑”伎俩，会逐渐塑造一种犬儒的投机人格。这类人不在乎真相为何、正义何在，只在乎立场是否“正确”、是否能规避风险、是否能从中获益。他们没有坚定的价值信仰，只有灵活的投机策略；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只有盲从的跟风本能。为了维护表面的“和谐”与“正确”，他们不惜牺牲事实与良知，对不合理的现象视而不见，对批评者则群起而攻之。

这种人格的核心是“自我矮化”：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甘愿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放弃了直面问题的勇气，甘愿成为虚假繁荣的维护者；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尊重，甘愿成为攻击异见的工具。他们看似占据了“道德高地”，实则丧失了人格尊严，成为思想上的懒汉、道德上的懦夫、行动上的投机者。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会将这种猥琐人格视为“生存智慧”，向他人炫耀自己的“政治正确”，进一步污染社会风气。

四、专家学者的理性呼唤：以独立精神捍卫公共讨论

面对“抹黑”盾牌的肆虐，诸多有识之士纷纷发声，以理性与独立精神为公共讨论注入清流，呼唤回归“摆事实、讲道理”的基本准则：

历史学家曾多次强调“共同的底线”与“反对王权主义”，指出健康的公共讨论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而非道德绑架。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任何将不同学术观点斥为“抹黑历史”的做法，都是对史学精神的严重践踏，最终只会导致历史认知的僵化与片面。

经济学家张维迎一贯主张“市场的逻辑”与“企业家精神”，他强调对经济数据的讨论应基于严谨的方法与对现实的尊重。动辄将对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扣上“唱衰”“抹黑发展成就”的帽子，只会阻碍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让经济发展失去纠错机制，最终损害的是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

法学家深刻指出，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允许对权力的监督和对弊端的批评，所谓“抹黑”往往是“揭示真相”的代名词。压制这种揭示，只会让问题积重难返，让权力失去约束，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则从媒体伦理角度批判了“道德绑架”的危害，他认为以“抹黑”为名的舆论攻击，本质是媒体逼视与精神控制的结合，既侵犯了个体的言论自由，也扭曲了公共讨论的本质，让媒体沦为立场对抗的工具而非真相传播的平台 。

这些学者的观点虽各有侧重，却指向同一个核心：真正的爱国，始于对真相的尊重，成于对问题的担当，终于对进步的追求，而非沉溺于“猥琐盾牌”带来的虚假安全感；健康的公共讨论，需要包容多元观点、尊重不同意见，而非用“抹黑”标签压制异见。

五、砸碎猥琐盾牌：构建理性包容的公共话语生态

“抹黑”一词当下的猥琐盾牌式辩解，是思想意识惰性的遮羞布，是道德政治诉求的畸形产物，更是猥琐思想、心态与人格的集中展现。它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毒化公共讨论的空气、撕裂社会共识、扼杀社会活力，最终损害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正义与进步。要砸碎这面盾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认知、道德、制度等多个层面构建理性包容的公共话语生态：

（一）强化理性精神，厘清核心边界

倡导“对事不对人”的讨论原则，明确区分“批评”与“抹黑”的核心边界：批评是基于事实的理性检视、基于良知的改进建议，旨在推动问题解决；抹黑则是缺乏证据的恶意攻击、蓄意编造的虚假指控，旨在制造对立与混乱。在公共讨论中，我们应尊重事实与逻辑的力量，拒绝标签化、情绪化的攻击，让每个观点都接受事实的检验，而非立场的审判。

（二）重塑健康爱国，摒弃狭隘认知

将爱国建立在清醒认知与积极建设之上，摒弃“爱国=不允许批评”的狭隘认知。真正的爱国者，既会为国家的成就自豪，也会为国家的问题忧虑；既会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会推动国家的自我完善。正如鲁迅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正的爱国者，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批评纠错，而非沉溺于虚假的完美幻觉。

（三）鼓励独立人格，培育批判思维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专家学者，都应秉持良知与专业精神，敢于发声、善于思辨。学校应加强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社会应包容不同意见，为理性批评提供安全空间；个体应主动摆脱认知惰性，拒绝盲从与投机，做有独立人格、有坚定信仰、有判断能力的现代公民。只有当独立思考成为社会常态，“抹黑”标签才会失去市场。

（四）完善制度保障，构建包容环境

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合法的批评权与表达权，让不同的声音都能被听见、被尊重。一方面，官方应提升信息公开的及时性与完整性，填补信息真空，减少“认知闭合需求”带来的非理性解读 ；另一方面，应依法打击诬告陷害等滥用“抹黑”标签的行为，为被诬告者澄清正名，同时规范网络舆论秩序，遏制网络霸凌与恶意攻击 。此外，媒体应坚守客观公正的原则，拒绝成为立场对抗的工具，为公共讨论提供理性平台。

“抹黑”盾牌的泛滥，本质上是公共话语生态失衡的产物，是思想惰性、道德异化与人格猥琐的集中体现。它看似捍卫了“正面叙事”，实则扼杀了社会的自我更新能力；看似维护了“爱国情感”，实则扭曲了爱国主义的本质；看似占据了“道德高地”，实则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尊重。

砸碎这面猥琐盾牌，不仅是对言论自由的捍卫，更是对民族精神与人格尊严的救赎。当我们能够理性面对批评、坦诚承认问题、包容不同意见，当“摆事实、讲道理”取代“扣帽子、打棍子”，当健康的爱国主义取代狭隘的排外情绪，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进步与繁荣。这需要每个公民的努力——从拒绝使用“抹黑”标签开始，从尊重不同意见做起，从独立思考践行，让公共话语场回归理性、坦诚与包容，让我们的民族在反思与纠错中不断前行。

2025年12月20日8:15黄山预应力钢绞线价格